引言
縱觀歷史，我國曆朝歷代都提倡讀書，尤其是在宋代之後，文人更是屢屢獲得比武將更高的地位。杜甫曾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是從文人提升自我的角度說明讀書的重要性；宋真宗趙恆曾在《勵學篇》中寫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是從名利角度說明讀書重要性。讀書重要，讀好書就更重要。
在我國諸多古代文學之中，四大名著無疑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我們最熟悉的四本古代著作。
最開始提出“四大奇書”這個概念的是明代文學家王世貞，隨後馮夢龍提出的“四大奇書”指的則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
馮夢龍所提出的“四大奇書”，經過了清初文學家李漁的肯定，自此廣為流傳。
在馮夢龍提到的“四大奇書”中，
《金瓶梅》因在性方面描寫露骨，自清順治年間其起就被列為禁書，隨後問世的《紅樓夢》順其自然頂上了這個位置。
現代的四大名著可以說是四大奇書的延續。此外，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先推出這四本書，並將其合稱為“四大名著”，這稱呼自此流傳開來。
01
中國古典小說在先秦時期就已萌芽，《女蝸補天》、《夸父逐日》等神話的流傳為小說創作奠定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開始出現，如《搜神記》；唐代出現了傳奇，是我國古典小說趨於成熟的表現；隨後宋代到明代出現了各種話本和擬話本，情節描寫異常細膩；
明清時期的章回體小說則將古典小說推向了高峰，我們熟悉的四大名著都是這期間的作品。
四大名著堪稱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
《三國演義》基於真實三國時期歷史的想象與改編；《水滸傳》中虛構了一百零八將卻又將其置於宋朝歷史框架之中；《西遊記》借唐代玄奘取經之事實建構出了魔幻世界；《紅樓夢》以清代封建大家庭為背景構築了愛情悲劇。
這四部小說的共同點不僅在於作者文采斐然，更在於影射時事，在作品中加入了作者對於歷史或時局的思考。
其實，當初人民文學出版社本打算出版六部小說，合稱為六大名著，“落選”的兩本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它們一為長篇一為短篇，均為清代小說集大成之作。在茫茫書海中走到“六強”之中，這兩本書已經足夠優秀，
但它們就“差”在不逢時
。由於《聊齋志異》為志怪小說，在建國之初，封建迷信思想急需被破除之時不適合被列為名著；而《儒林外史》為諷刺小說，不夠積極向上，所以這兩本才被排除在外。
若論起行文筆法以及一時影響力，這兩本並不遜於四大名著。
《聊齋志異》手稿最早見於清代康熙年間，借神鬼之口或抨擊科舉制度腐朽，封建統治之黑暗，或反抗封建禮教束縛，
其中更有一些篇章極其浪漫地描寫了人與妖之間的戀愛，表現了作者對於理想愛情的憧憬。在《聊齋》中，我們能看到讀書人生活在以八股文論成敗的科舉制度中的無奈，正如郭沫若所評：“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
蒲松齡耗時四十餘年，以畢生精力寫成的《聊齋志異》，是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巔峰，影響了其後幾代人的小說創作。
《儒林外史》則是我國諷刺小說的巔峰，成書於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全書用寫實主義描繪了不同人在功名富貴面前的表現，多為表現官員、學子等醜態
，只有少數人守護著僅存的人性。其中《范進中舉》一篇尤為聞名，極其辛辣地諷刺了清代科舉制度。《儒林外史》被譽為對世界文學的卓越貢獻，早有多種文字流傳於世。魯迅曾評價此書：“秉持公心，指摘時弊。”
清代黃景仁曾寫有一首《雜感》，感嘆：“百無一用是書生”。雖然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書生大多扮演著失意者的角色，偏偏寫出這些傳世之作的人也是書生；近代魯迅、沈從文、老舍等人也曾以筆為戈，諷刺社會現實，試圖喚醒麻木不仁的國人。這些書生不僅用作品揭露了一個時代的本來面貌，更在其中蘊涵了自己的精神風貌，為後世留下了歷史、文學方面的無價瑰寶。
參考資料：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勵學篇》《雜感》《中國古典文學》《吳敬梓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