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嚴格上來說，不是一個獨立的朝代，而是算作了東漢末年，也稱“漢末”。
這個時間並不長，半個世紀而已，但其正好處於大變革時期，在政治、軍事、文學、審美等等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革。
因為時代動盪所造成的“突變”，對後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政治制度：兩種權力的交替衍變
從根源上來看，其實只有兩條很簡單卻又非常明晰的線索。即：
中央與地方的鬥爭（皇權宗族與門閥氏族）
君權與其他權力的鬥爭
這兩條線索在三國時代都發生了很重要的改變，其影響一直持續到晚唐時期“科舉”制度完善之後。
先來說中央和地方的鬥爭，三國時期第一次出現的“九品中正”制度，是皇權對門閥士族的一次妥協。
“九品中正”制度是兩漢以來“察舉制”的變種。
兩漢時期的選人選官需要透過“舉孝廉”來進行，大概就是二十萬人口的地方每年舉一人，如果是十萬人口，就每兩年舉一人，以此類推。可見競爭還是非常激烈的。
三國時期也是如此，只不過後來出現了更為細緻的人才劃分方式，也就是“九品中正”。它將人才劃分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等等九個等級，依據這個等級來授官。
而這種為人才劃分等級的權力就落入了氏族門閥手中，是皇權為保持獨尊地位而對門閥氏族所做的讓步和妥協，以此來換取各大家族的支援。
這種制度就成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要選官制度，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現象，也導致瞭如左思、鮑照等有識之士鬱郁不得志的苦悶。
再來說說一直被人忽略的另一大政治變革，三國時期是“三生六部制”形成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
中央內部的權力鬥爭，在最初就是君權和以相權為代表的權力之間的爭奪，並且從趨勢來看，每次都以相權讓步、分化而告終。
漢武帝時期為了架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設立了內外朝制度，從此君權與相權就開始了長久的爭鬥。
東漢時期，光武帝設立了“尚書機構”，讓其中的“尚書檯”執掌大權，形成了“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的局面。這個“臺閣”就是後來的“尚書省”。
而曹丕擔心尚書檯權力過大，就將其改為了執行機構，另行設定了“中書省”替代，尚書令和尚書僕射這等曾經執掌大權的官職，現在就變成了中書監和中書令。
南北朝時期，皇帝擔心中書省權力過大，就再次設定了“門下省”對其進行節制。
至此，才形成了“中書省取旨”、“門下省稽核”、“尚書省執行”這一完整體系，也就是幾乎貫穿了整個封建王朝的“三省六部”制度。
軍事上的變革：魏蜀吳三國均有創新
魏國軍隊施行了屯田、軍戶和質任制度。
“屯田制”很早就有，並不是三國時期的獨創，但確實是在曹操手中大範圍應用。
這一制度分為“民屯”和“軍屯”兩種。
民屯主要是百姓用以耕地的耕牛是官方提供的，生產出來的糧食按照一定比例進行分配。
軍屯是主要的方式，因為社會動盪，軍隊數量過多，軍餉問題在當時非常嚴重。曹操採用的這種制度，令士兵們平時屯田，戰時作戰，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一難題，為其霸業奠定了身後的根基。
屯田制的成功也為後世軍隊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樣本。
軍戶制是在戶籍制基礎上出現的特殊分化。
將人口分為民戶、屯戶以及軍戶，前兩者很好理解，這個軍戶的地位是最低的，在這一戶籍之中的人需要世代為兵，也是軍隊的主要兵源。
質任制度是為了管理軍隊而產生的“不仁道”制度。
要求將軍官的家屬送入京都為質，以此來維護軍隊的忠誠。
蜀國設立了一支威力極大的軍種。
蜀國因為主要和魏國作戰，而魏國一般都是騎兵為主，戰鬥力極強。針對於這一現象，蜀國設立了一支近萬人組成的“弩軍”。
諸葛亮曾經改良過“連弩”，也叫作“元戎”，雖然射程較短，但還有諸如蹶張弩的配合，威力也不容小覷。
這種形式應該是受到了漢朝李陵以弓箭手為主力的部隊啟發，是一種針對騎兵的有效戰法，也是遠端武器在軍隊中應用的一次實際樣本。
吳國的軍隊有繼承關係。
吳國的組成成分比較複雜，多是門閥大族，所以軍隊往往是私有財產，這就出現了父死子繼的現象。但有趣的是，政府還要出錢幫助這些軍閥養私軍。
但這樣的關係非常不牢靠，所以吳國也因此爆發了很多次血腥的鬥爭，像一代名將陸遜的死亡也與此有關。
文學的變革，審美心理邁入自覺階段
三國時期的文學成就，最主要的就是在文學創作上出現了“建安風骨”和“正始之音”，也出現了對文學進行總結的專著作品。
“建安”是漢獻帝時期的年號，這一階段文學上非常繁榮，出現了“三曹”以及“建安七子”等鄴下文人群體。
在這個階段裡，不僅作家繁多，作品也表現出來一種獨特的風格，後來被稱作“建安風骨”。
這個“風骨”到底是什麼，一讀這個時代的作品大家就都能體會，但訴諸形容的時候總是找不到非常貼切的描述。
從目前來看，這個“風骨”大概就是指這個時代所共有的文學風格。
“風”是由作品的內容所帶來的觀感，並不是指作品內容本身，可以理解為風格內涵；
“骨”是由作品的形式所帶來的觀感，也不是指作品形式本身，可以理解為敘述技巧。
這種文學作品不崇尚雕飾，一落筆就直指內容核心，但並不會給人突兀的感覺。
這就好比看一個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這個人的外表，而是其骨骼、內心，然後才發現他的外表。
這種手法非常難以應用，後世有很多人進行過模仿，但最多隻是“像”而已，並不能達到當時的境界，應該是由特殊的時代所造成的。
“建安風骨”的出現，直接啟發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左思風力”的形成，是文學上審美觀念的一次重大變革。
除了“建安風骨”之外，一直被很多人忽視的文學審美現象還有另一個思路，那就是“正始之音”。
“正始”是曹芳的年號，一共只有10年時間，但這個階段的文人心理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他們逐漸地對所處的社會產生了絕望的觀感，所以不再關注社會的現實，轉而去研究老莊，競尚清談。
他們之中分化出兩派人物，一個是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的王何派，另一個是一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的嵇阮派。這一內容的詩歌被稱作“正始體”。
從這裡可以很明晰地發現，王何派在後來發展出的就是“玄言詩”、“山水詩”一派，而嵇阮派在後來就產生了諸如鮑照、左思等“憤世”一派。
除此之外，曹丕《典論·論文》的問世，也象徵著這個時期的文人已經開始主動去探求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的規律，對後世如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文藝理論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也奠定了我國以“觀感”、“點評”為主要形式的文學批評方式。
“建安風骨”和“正始之音”都是對後世，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了極大影響的文學思潮，它們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典文學正式從自發邁入自覺階段，文人已經有意識地在追求“美”的存在。
“三國時代”作為漢末和魏晉之初，短短半個世紀的時間，所留下的變革對整個封建社會都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
這也正是“三國”異常迷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