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對北宋君臣而言，提升將領的素質是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培養和選拔優秀的武官是軍事行政的重點所在。由於北宋在國家發展上特重文治，提倡學術和教育，使得統治階層對於如何培養優秀將領有了新的做法。主要靠科舉入仕的文官，在掌控了政府後，進一步將他們對讀書的信念向“文”以外的領域來擴充套件。武舉的常規化與武學的設立就是文士將讀書和考試的理念應用於軍事的具體成果。
武學與武舉的時代背景
武學與武舉在宋代形成延續性制度，併為後來的王朝所仿效。金人在佔領中原後即設立武舉；明清兩代，皆依宋的規制，設立武學與武舉。由此可見，在歷代武官選任與軍事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宋代居於關鍵地位。現代學者討論宋代武舉和武學制度內容與實施成效，一致指出武學與武舉在宋代始終未能發揮培養或選拔將才的功能，反映出宋代在武官選上的缺陷。
這樣的結論與宋人對這兩項制度的諸多批判是吻合的。但是，這並無法解釋為何這兩個未能發揮應有功能的制度，卻一直存在，直到南宋滅亡。尤其在“諸科”和“明法”於北宋後期相繼被廢除後，武舉成為進士科之外唯一每三年舉行的考試。顯然，武舉與武學的存在不只是應付現實的軍事需求，還有更多的意義值得探究。
在武舉消失約一百年之後的宋代，文臣重新加以倡議，不僅是為宋朝需要優秀的將帥，更是因為他們對於武官的素養有了新的看法。宋太祖和太宗特別重視讀書對於治國的重要性，任用知書之士主持朝政。重視書本知識的理念更進一步影響到軍事領域。
宋太宗認為書本知識為將領統兵的基礎，曾召集北邊諸將，授以親自書寫的《六韜兵法》，要他們勤加研讀，作為用兵作戰的準則。對於個別武官，太宗也勸他們讀書。鹹平元年，右正言孫何上奏請用“儒將”。他指出古代的將帥多是由儒者出任，但五代以來文、武官形成對立的集團，文官不習軍事，造成武人獨攬兵權，外患也因此不能消除。皇帝應委任文臣統兵，並給予全權而不干涉，才能解決邊防問題。次年，右正言趙安仁也提出類似的主張。
儒者熟讀經典，熟知作戰勝敗之道，軍事上的表現將勝過只有勇力的武人。加上儒士具有道德素養，懂得事君之道，更值得君主交付予兵權。因此，趙安仁在前述奏章中提議在科舉考試中設立“軍謀宏遠、武藝絕倫科”，以拔擢優良的將帥。
重文輕武，夾縫中生存發展的武舉
鹹平年間，真宗曾兩度要朝臣討論設定武舉，但並未真正建立制度。仁宗繼立後，文士憂心軍事人才不足，提倡武舉的呼聲持續不斷。至天聖七年，仁宗下令復行制舉，共設六種科目，以召試優秀的京、朝官，對透過者給予不次拔擢。
六科之中的“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及“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即為錄取軍事人才而設。制舉中的兩科從中、高階官員中選拔將帥，武舉則自低階官員及平民中求才。武舉的考試方式是先稽核應試者的策論，再測驗弓馬，透過兵部的初試，再由皇帝親自考試。應試者必須先透過策論的稽核，才得以測試弓、馬等武藝，顯示出對於策論的重視，用意在評量應試者的謀略之學。
至於武藝的測驗，只有挽弓與使馬兩項，與唐代武舉的考試內容相比，不僅專案太少，及格的標準也較低。不過，武舉和制舉的設立並未化解文官對將才缺乏的憂心，在他們看來，只有選拔規定卻缺少培育軍事人才之法，仍然無法解決問題。富弼在景祐元年上書仁宗，指當時的國家情勢是“文既富矣，武未甚備”，一旦發生內亂或外患，都將導致極大的危機。
他強調製舉中的武科或武舉取士都無法錄取到人才，由於當時“重文雅而輕武節”的風氣，參與制舉的現任官員無意於武職，制舉的武科根本無人應考；而武舉測驗射箭與騎術的做法，只能挑選出優秀計程車卒，也難以吸引才德之士。
既然現有的制度並無用處，解決之道在於政府在平時必須逐步培養軍事人才，使國家能有足夠的將帥隨時應付變局，富弼因而提議設定武學：文科學校與孔廟結合，武學則設於太公廟內；文士之學根基於五經，武士之學則以太公、孫子等人的作品為根本。
仁宗時期的另一位名儒李覯也說：“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李、富兩人都是以儒者讀經書的模式來推論兵書教育對將帥的重要性。
在這樣的構想下，武學教育是以兵書為理論基礎，而以史書作為實際範例，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務知識。仁宗並沒有立即採納富弼的構想，但是，他同樣認為統兵能力的培養來自讀書。等到寶元元年西夏李元昊稱帝起兵，屢敗宋軍，仁宗認為將領們不學無術是導致軍事挫敗的主因。
可見仁宗對此書寄望甚深，認為其內容包含古今兵學的精義，可供前線將領做決策的參考。太宗固然已強調讀書對用兵的重要性，但編輯百科全書式的兵書，並且認為作戰的策略皆可從其中得到範例，卻是仁宗新提出的觀念，可說是進一步確立讀書在軍事上的必要性。此外，此書以“武經”為名，更是將兵書的價值提高至近似儒家經典的地位，使兵學與儒學呈現對等的態勢。
在此趨勢下，於既有教授儒學的學校之外，另設武學的構想乃能實現。對西夏戰事的連番失利直接促成武學的設立。基於對將才的渴望，慶曆二年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薦舉適任武學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佈設武學於太公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不過，武學立刻面臨理論上的質疑及實際上的困難。
嚴重的問題是武學成立後無人入學就讀，以致無法運作。范仲淹因此上奏：“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倘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可見在一個長期習慣於儒學教育的社會中，倉促設立武學，又無具體獎勵辦法，很難吸引學生。長此以往，有名而無實的武學反而可能成為損害國威的笑柄。在這種不利的情勢下，武學尚未開始授課，即在宣佈成立的三個月後遭到罷廢。
朝廷接受范仲淹的意見，改任阮逸為國子監丞，規定願意研讀兵書的學生，可於國子監中學習。這樣的命令既缺乏對教學內容的詳細規定，又未明確指出習兵書者未來的出路，並無法對軍事教育產生實效。數月之後，知名的教育家胡瑗以其所撰《武學規矩》上呈仁宗，請求再設武學。胡瑗主張武學以《論語》及《孫子》為主要的教材，兼顧培養學生的德行與謀略。這樣的意見頗有融合儒學與兵學的意涵，但未被朝廷接受。
武學僅是曇花一現，武舉的執行成效也與其原先設計有很大的差距。寶元二年，距武舉的首次辦理不過十年，蘇紳即提出質疑：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武舉中第者被任命為層級低下的三班官，又常被派任監當工作，對於軍事毫無助益。大概是受到這篇奏疏的影響，宋廷於次年下令武舉中第者不得擔任監當官，一律派任邊區或捉賊的差遣。
但是，這隻能在形式上使武舉進士從事軍事工作，仍無法改變武舉進士官位太低，不能成為將帥的問題。其實，這種困境產生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武舉。就制度設計而言，選拔高階武官的功能理應由制舉中的武科來承擔。
武舉的逐漸沒落
因為制舉是從現有的中、高階官員中尋找嫻熟軍事者，才能立即任命他們為將帥，這正是蘇紳所舉漢唐時期的先例。參加制舉的官員都不願投考軍事相關科目，根本無法藉此取得堪任將帥的人才。在僅有武舉運作的情況下，錄取者絕大多數是平民，當然不能立即授予高官，而須從基層的武階官作起。
這便使得武舉偏離倡議者選拔將帥的原意。武舉的實施無法符合原先的期待，卻逐漸受到科舉參與者的歡迎。雖然參與武舉並不受到尊重，錄取後也僅被授予低階武官，但對於受挫於文舉的考生，武舉終究提供了另一條入仕途徑。原本準備文科考試的舉子發現，改試武舉並不困難，因為策論本為文舉的專案之一，武藝測驗的要求又不高，容易過關。於是，程度較差，考文舉無望計程車人就成為武舉考生的主體。
結尾
最後，進士等科在各州舉行，報考武舉者卻是在京城直接向兵部投狀，要想確實查核重複報考者有實際上的困難，以致這樣的規定難收實效。朝廷對於士人改習兵書的風氣日益感到憂慮，隨著西夏戰事於慶曆四年結束，將才需求的壓力降低，仁宗乃在皇祐元年九月下詔廢止武舉。一般士兵和武官仍是靠軍功來凸顯才能，求取官位，極少參與武舉。反而有越來越多的年輕讀書人捨棄經書，改習兵法，踴躍投考。為了維持士人鑽研儒學的熱忱，武舉乃被廢除。
參考文獻：
《武學規矩》
《六韜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