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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紀以前，確切的講是在明朝鄭和七下西洋結束之前，歐洲在農業、醫學、手工業、航海等技術方面，都十分依賴於從亞洲這個文明古國傳播過去的技術。

以15世紀時，明朝鄭和下西洋時的造船技術來看，當時明朝所建造的艦船，與同時期歐洲的海上霸主葡萄牙相比。鄭和的艦船具有噸位更大，更能經得起風浪，遠航乘坐舒適度更好的特點。

特別是在水密艙的設定和建造方面，明朝當時的技術明顯領先於歐洲，並且依靠此種技術，配備了更多的船艙，依靠這些領先的綜合技術，明朝在歐洲還處於探索狀態時，就已經能夠讓鄭和遠航至非洲大陸了。

但這種領先優勢從16世紀開始，便逐步縮小，並最終被歐洲完成反超。

歐洲在接下來的兩個多世紀中，儘管戰爭不斷，但內部所爆發的科學技術革命卻像是原子分裂一樣，瘋狂的向四周擴散，到17世紀時，歐洲的造船和武器製造技術已經完全領先於亞洲。

這種瘋狂擴散的科學技術革命主要來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的發展。

在16-17世紀的兩百年間，歐洲集中誕生了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爾、哈雷、牛頓等著名的劃時代的科學家，這些不分國籍、民族的保持著極為緊密的聯絡和交流，促使歐洲的科學研究徹底擺脫了經驗學和宗教學的掣肘，使其在質量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而歐洲各國王室對科學技術所持有的鼓勵討論和研究的態度，也推動了這種變化。

但對於歐洲這場瘋狂擴散的科學技術革命，地球另一端的亞洲卻似乎並沒有什麼感覺。

在當時正處於明末清初的中國，雖然以利瑪竇等為代表的西方耶穌會的學者們已經在中央王朝的都城生活了近200多年，並且與徐光啟等上層士大夫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甚至部分耶穌會學者還與皇室高層保持著聯絡，但整個明清兩朝的精英們似乎都對這場發生在西方的科技革命不感興趣。

與明清兩朝類似，一衣帶水的日本對發生在西方的事物同樣閉塞，甚至一定程度上比起明清兩朝更為封閉。日本與西方的接觸幾乎晚了中國近一個世紀，中國的多方位接觸不同，日本與西方的接觸，基本是點對點的，前期是與葡萄牙有所接觸，後期是與繼任海上霸權的荷蘭有所接觸。

這些接觸，與中國相比，雖然範圍更為狹窄，但是對日本的影響卻遠比對中國的要大。

在與西方有限的接觸中，讓日本對西方的航海術、船舶、地圖、槍炮等科學技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雖然這些興趣並沒有改變日本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卻讓日本發現了除強大的中原王朝以外的另一種強大文明，這讓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對天朝上國的“尊重”態度，同時也從潛意識裡培養了他們對西方事物的好奇心。

這種態度的轉變，不得不說是為數百年後，日本開始的近代改革，植入了潛在的基因動力。

如果要形象的對比，那麼可以說西方的科技革命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種了一棵科技之樹，但是卻因為長期沒有澆灌和培育，這棵樹很快就死了，最後只有地底下的碳木能夠證明它的存在。

而在日本，西方的科技革命則在當地留下了一顆科技的種子，雖然當時並不起眼，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卻逐漸長出了一片森林。

這一現象其實幾乎發生了同時期的南北美洲，在當時英屬的13個北美殖民地中，在1776年時，即清朝康熙年間的時候，這個僅僅擁有250萬人口的殖民地，受歐洲科技變革的影響，在當時已經擁有了近10所大學，並逐漸為自己培育出了一個熟悉歐洲情況的精英知識階層。

這13個殖民地緊緊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科技變革的春風，從獨立到擴張，到進入帝國主義序列，再到頂替昔日的宗主國，成為了新一代的世界第一強國。

而南邊的西班牙殖民下的廣大殖民地區，則似乎沿襲了宗主國的某些情況，在近2000萬人口的殖民地中，僅僅建立了兩所以神學為主要學科的大學，結果自然也是不言而喻。

科學技術的變革，不僅推動了地區經濟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它作為一種隱形的槓桿，悄悄的改變了包括經濟、政治、軍事、人口、文化在內的世界力量的原有狀態，以一種意想不到的速度，讓天平的重量倒向抓住它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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