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興則民族興，法治強則國家強。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不少優秀法治題材劇將鏡頭對準了這一領域，目前正在湖南衛視和芒果TV、愛奇藝熱播的法治劇《底線》就是其中一部。該劇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湖南省廣播電視局指導創作，瀟湘電影集團旗下當燃影業製作發行，不追求情節的離奇、懸疑，也沒有侷限於法律專業領域，而是在大格局、大視野下將其內在價值拓展到社會多個層面。全劇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社會性、人文性，氣氛集莊嚴、輕鬆、詼諧於一體，底色溫暖而明亮。
以法律專業性引導觀眾建立法治理念
相較於其他行業劇，法治劇的政治性、專業性要求更高，創作難度相對更大。創作者不僅要有較高的藝術創作技巧，還要深入瞭解我國現行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規，深刻洞察社情民意。《底線》主創團隊選擇的是“刷漆式創作”，從編劇採風到主演們沉浸式體驗生活、法律專業人士跟組拍攝，一層層一步步向專業性要求靠近。本劇播出之後引發網友熱議，有專業人士稱下班之後追劇為“加班學習”，還有人發表評論：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沒在法院幹過肯定寫不出來。
在內容呈現上，《底線》沒有口號式宣講法律條文，而是將其浸潤在每句臺詞、每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節設定中，潛移默化地引導觀眾理解法律的內涵和邊界。看到母親被侮辱，兒子雷星宇刺死催債人，他的快意恩仇是否構成“正當防衛”？遭受職場性騷擾的李芳凝被吃瓜群眾圍觀、被母親以死相逼撤訴，她還要不要與上司對簿公堂？法官、律師、群眾都有平等表達意見的權利，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是熒屏之外各派觀眾意見的“嘴替”。正是透過不同觀點的交鋒以及審理過程所依據的法律條文、證據的梳理，本劇將“法治”二字潤物細無聲地傳遞給觀眾。
本劇結構佈局精密，幾個重大刑事案件中穿插著一些民事案件，具有相似主題的民事案件往往會雙線推進，民事案件臨近尾聲時又會快速閃過一兩個簡單的調解性案件，比如如何界定夫妻共同財產、撞死無證的小狗應該賠多少錢等，大中小案件有條不紊地交織在一起，或細膩或快節奏地普及了法律知識。尤其讓人對劇情擊節讚歎的是，如同美國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當年不僅為女性爭取同工同酬的正當權益，也為男性爭取作為全職父親的合法權益，本劇在李芳凝性騷擾案推進同時，還並行設定了另一個性騷擾案，只是被騷擾的人不是女性，而是男性。劇情反轉完全出乎觀眾意料，更加深刻理解了什麼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品價值從藝術層面拓展到社會層面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底線》劇中法官們大部分工作屬於執法範疇，他們依法審判的同時也考慮到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避免因為法律的滯後性產生的“就案判案”現象，有些重點案件的審理直接推動了司法改革，或成為司法改革成果的驗證。雷星宇案二審改判之後，幾位法官覆盤時點明瞭此案改判的重要意義：將暴力催債行為納入不法侵害的範疇，並且激活了正當防衛這款“殭屍條款”，遏制了層出不窮的高利貸暴力催收行為，因此，此案無論對司法界還是社會其他層面，都具有標杆作用。現實生活中，反性騷擾入法是司法改革的一大進步，劇中對此也有濃墨重彩的一筆：轟動一時的李芳凝訴性騷擾案以原告勝訴結案，法官依據的就是《民法典》中的相關條款，併為此召開了新聞釋出會。此外，近年來隨著網路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和自媒體的發達，洶湧的社會輿論給司法工作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但是凱撒的歸凱撒，法律和輿論監督終究是兩條線。劇中借法官方遠的口指出“我們歡迎輿論監督，但是不接受輿論審判”。接地氣的情節比比皆是，將本劇內在價值從藝術本身延伸到了熒屏之外，相信廣大觀眾也會有所感悟。
司法工作是與人打交道的工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底線》不僅關注案件的審理過程，還關注其背後的價值觀較量，折射出在紛繁複雜的社會思潮中，堅守主流價值觀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劇中最直觀的表達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及主審法官的點評中，將案件的意義從個體拓展到社會層面。網紅主播駱優優猝死案中，審判長方遠莊嚴的判詞給帶血資本敲響了警鐘：“利用奮鬥實現自我價值及各種成功學說辭作為話術，來讓勞動者自發地進行自我剝削”。葛晴晴案件中，閨蜜穆子琪為保護她被其男友殺害，判詞對此類遊走在法律與道德中間地帶的價值觀失衡作出評斷，給與“為他人抱薪者”高度的道義評價。因為案件的轟動效應，此案判詞將對人心天平的傾斜、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建設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所以法官們字斟句酌。最高法近年來頒佈多項檔案，強調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院工作和裁判文書釋法說理，本劇真實反映了基層法院對此項任務的貫徹落實，相關劇情也往往成為本劇的高光時刻：法律權威和道德評價共存，不僅外化於威嚴的國徽和法庭上，也內嵌在法官們對公道倫理的判斷和一句句振聾發聵的判詞裡。
人本理念為作品增添溫暖底色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家長裡短的糾紛，落到當事人頭上都是大事，法官們都會謹慎對待，努力做到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現實生活中，至少70%的民事糾紛是透過各級調解完成的，大大緩解了司法訴訟的壓力，尤其是對於基層法官們來說，他們機智靈活、細心耐心的調解紓解了群眾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這是“以人民為中心”原則在工作中的具象化，為法律增添了人性光輝。《底線》中，經過立案庭庭長方遠的努力，孟偉醉酒墜樓案從庭審改調解，兩個貧窮而善良的人達成了和解；年輕的法官周亦安發現所謂性騷擾案是誣告，機智地請原告莫莫來旁聽李芳凝性騷擾案的庭審，成功勸說她撤訴，保護了被騷擾者的聲譽。有時候，即使不屬於合法權益範圍，但是百姓有訴求，法官們也會耐心傾聽。拆遷戶齊大爺常常來法院找方遠，想多得一些補償款，每次方遠都笑臉相迎，“傾聽也是法官的工作，有很多事情，你讓老百姓說出來也就沒事了。”某種意義上，法官的公正、客觀、善良，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就是法律的尺度和溫度。
除了法官形象，本劇對涉案人物也沒有非黑即白的正反方設定，走上法庭的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弒母的唐嘯雲從小過的是壓抑至極的生活，人們只看到他殺害母親，卻看不到他精神上早已被母親用嚴苛的“愛”殺死；不想離婚的老闆看似不願分割財產，其實是怕股權分割影響到公司幾百個員工的去留。本劇避開極端的善惡矛盾，給與原告、被告平等的地位和描摹，看似消減了戲劇衝突，實則更接近於真實的現實生活，彰顯法律天平的公平公正，也使得法治劇在莊嚴的主色調中，閃爍著溫暖現實主義的底色。
文/於秀娟（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高階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