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是一個透過客觀現象，來治理天下的學派，所謂的“客觀現象”也可以叫“客觀手段”，指的是刑罰、規則等等的方法，他們與儒家、墨家等學派不同。

儒家、墨家比較傾向於人的主觀理念，以及主觀想法來治理天下。所以，他們會講究仁愛兼愛等方式，希望能夠透過人本性當中的“善良”和“友好”，來創造一個和平而穩定的發展過程。

法家則認為，人的主觀意識是靠不住的，因為天下是一個平衡的體系，有好就會有壞，有兼愛這就一定會有自私，這也就意味著，愛和善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自然而然的，這個天下，也就不可能只掌握在兼愛仁愛的人的手中。

而且道理只能跟講道理的人來講，也只有善良的人才會將心比心，自私自利，又胡作非為的人，是不會將集體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的，所以，想要約束這部分人，就只能夠用強制性的手段，因此，法家跳脫出了人的主觀意識形態，希望透過客觀的現象和方法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法家提出了獨有的賞罰理念，即對做得好的人獎賞，並透過這樣的形式，來鼓勵他們的做法，爭取吸引更多的人為國家謀取利益，而做得不好的人，就要受到懲罰，並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警醒世人，讓人們不要隨隨便便地破壞國家的規則，而這樣的想法理念，也是法家的根本治國理念。

為了能夠更好地推行賞罰之道，讓君主能夠擁有完整的賞罰之權，法家推行權勢，並且主張君主必須要掌握權勢，才能夠擁有控制和影響臣民的力量，權勢能夠讓臣子服從，讓百姓害怕，從而保證君主的地位，也保證君主實施權力的資格。

君主掌握權勢的同時，要注重“術”和“法”兩大法寶

與此同時，法家也認為只掌握權勢還是不夠的，還要有“術”和“法”這兩大法寶的保證，也只有這三者合而為一，才能真正地保證君主的地位，保證君主手中的權力，那麼術和法到底有著怎樣的作用呢？為什麼說君主在掌握權勢的同時，還要有術和法的輔佐呢？我們本篇文章，就來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是“術”和“法”，都有著哪些好處？

權勢雖然能夠讓君主擁有統治臣民的權力

也讓臣民會對君主產生畏懼的心理，但是，權勢也僅僅是隻能保證君主行使權利，並不能保證天下太平。要知道法家作為諸子百家當中的一員，作為春秋戰國時代存在的一個主流思想學派，他們的目的，其實也在於改善當時的社會環境，改變戰爭頻繁、平民百姓流離失所的社會狀態，這一點他們與儒家、墨家、道家的想法是一樣的。

因此，單純保證君主行使權力的資格還不夠，他們也還需要保證天下太平，或者說，能夠讓天下達到統一的境地。所以，單純只能保證權利，而不能保證天下太平的權勢是遠遠不夠的。

像是桀紂這樣的君主，他們的手中也有權勢，他們也有統御天下臣民的權力，並且他們手中的權力與堯舜禹等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相同的權勢造就的結果，卻是天差地別的，夏桀和商紂王導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但是堯舜等人卻實現了天下大治被後人景仰。

可見權勢雖然管用，但是管不管用是一回事，用在什麼人手中好不好用卻是另一回事。所以，為了保證不好用的情況甚少出現，還需要其他手段的輔佐，對此，法家提出了“術”和“法”的概念。

並且，他們認為單純地只有“術”和只有“法”都是不行的，“術”和“法”必須同時存在而且相輔相成，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與君主手中的權勢合而為一，既保證天下太平，同時也能保證君主的集權。

“術”和“法”的作用與不同

因為“術”和“法”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功能，並且它們也各自有各自的特徵和針對的物件，就像韓非在所說的那樣，十天十夜不吃飯，人會死，數九寒天裡不穿衣服，人也會死，這兩個並不能相互置換，也不能相互代替，它們對於人來講同等重要。

同樣的，“術”和“法”就像是吃飯和穿衣，它們對於君主來講也不可置換，不可代替，同等重要。那麼，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術”和“法”，分別有哪些作用和不同？

所謂“術”，是用來針對官員的，而“法”則是用來對付民眾的，韓非說，“術”即權術和謀略，這一項必須掌握在君主的手中，用來整合千萬頭緒的事物，駕馭各懷鬼胎的群臣，這叫“偶眾端，御群臣”。

而法則是法規和政策，對於這一點，應該是：“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就是說，“法令”必須要由官府來制定，制定之後要成為人民群眾心目當中的標杆，成為他們對於行為準則的丈量尺度。之後要對遵守法律的人實施獎賞政策，對違反法律的人加以懲罰。

所以，權勢是君主實行權力的基礎，有了權勢君主才能夠擁有賞罰之權，也才能夠有獎賞和懲罰平民百姓的資格，而要想好好的行使賞罰之權，這就需要有“法”和“術”的輔佐。

法家的“賞罰理念”與以前賞罰理念不同

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法家的賞罰理念與在此之前的賞罰理念是不同的，因為其實在法家出現之前，君主也有賞罰的手段，或者說獎賞懲罰歷來就是君主的統治手段。

比如說，在分封制當中，君主也會以土地、人口、社會資源等方式，來獎勵那些盡心盡力的諸侯王，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影響其他的諸侯，讓他們能夠更加盡心的輔佐君主，但法家的先進之處在於，他們為獎賞和懲罰的制度訂立了一個標杆，訂立了一個尺度。

在此之前，獎賞還是懲罰是由著天子的性子來的，沒有規則，也沒有丈量的方式，但是法家卻認為，無論是要獎賞也好，還是懲罰也好，都要有規則，不能由著性子來，而這個規則就是法。這也就是所謂的依法行賞，依法行罰。

“法”是用來對付民眾的

“賞”就只賞那些遵守法令的人，而要“罰”也只能懲罰那些觸犯法律的人，並且無論是獎賞還是懲罰都要到位，還要合法，之前怎麼定下的規矩，君主就要怎麼做，這就是韓非最早的依法治國理念。

而獎賞和懲罰的物件基本上都是平民百姓，所以法其實是針對平民百姓的一種手段，因為在法家的眼中，該守法但是又有可能會犯法的人，就是平民。因此，法家之法的標杆雖然是由官方來制定的。

這根標杆卻必須牢牢地立在百姓的心中，目的就是為了讓他們知道好歹，知道厲害，讓他們知道，觸犯了刑法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的手段，在法家的心目當中是比愛的感化要來的現實的。

其實也是，對於一個人，可能教誨並不能夠讓他變得善良，但是，刑法和規則卻會讓他感到害怕，從而約束他自身的行為，這就叫“一民之軌，莫如法。”

“術”是用來對付官員的

除了“法”之外，術則是用來對付官員的，其實術也是建立在法之上的，因為君主去統治臣民都可以透過法來進行，所以用法統治官員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有一點，那就是官員的身份是比平民百姓要更加特殊的。

老百姓是純粹的民，身上沒有公權力，他們只是被領導和被統治的階層，所以，一個法就足夠能對付，就足夠給他們樹立標杆，足夠讓他們感到恐懼和害怕。

但是，官員手上卻是有權的，因此相對來講就比百姓統治起來更加麻煩，因為手中有權利就難有以權謀私，甚至犯上作亂的可能。所以，在透過法律明確規定行為標杆的同時，還要有辦法暗中防範暗中對付，而這個暗中對付的辦法就是“術”，也就是權術謀略。

並且韓非認為，權術和謀略只能是私下裡使用的，絕對不能公開，即需要藏之於胸中，而且還要藏得嚴嚴實實，如此才能夠潛御群臣。

“法”應該公開透明，“術”應該秘密進行

而法則是必須公開透明，因為“法”是用來對付大多數人的，“術”是用來對付極少數人的，所以，對於法來講是越公開越好，越透明越好，讓平民百姓們無論貴賤都要知曉。

而“術”則是越秘密越有作用，甚至連最親近最為寵幸的人都不應該知道，所謂，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一明一暗，刑法是公開的民控制，而權謀則是私下的暗控制，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這就能更好地輔佐君主使用手中的權利。

韓非說，君主無術就受制於人，民眾無法就犯上作亂，這叫“君無術則弊於上，民無法則亂於下”，所以，君主在牢牢掌握自己權勢地位的同時，還要透過法給平民百姓訂立行為的標杆，讓他們能夠自己約束自己的行為。

與此同時，還有將“術”也就是權謀藏之於心中，用來對付那些心懷鬼胎的政治官員，如此一來，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朝堂的群臣，都掌握在了君主手中，君主的集權也就不再是夢想了。

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墨家思想不管用

這一套理論很好的推動了當時的歷史發展，在法家的思想登上歷史舞臺之前，周朝的統治一直都是實施分權政策的，而分權導致了各大諸侯之間的明爭暗鬥，弱小的國家想要自保，強大的國家則想要兼併，他們慢慢地架空了周天子的權利。

以諸侯的自我利益為主，開始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爭霸。透過這樣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戰爭頻繁，其實就是因為利益的爭奪，而有利益的糾纏存在，也就說明在當時的時代裡愛是不管用的，因為如果大家都有條件奉行“仁愛”或者“兼愛”，那麼，也就不存在相互之間的爭鬥了。

而且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觀點，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各級官員，都有一個行為的慣性叫做上行下效，所以，只要君主是一個聖明的人，那麼就會影響下級的群眾，最終讓他們都變成奉行“仁愛”或者“兼愛”的人。

但是，儒家和墨家卻忽略了一個現實條件，那就是，君主如果奉行兼愛或者仁愛，勢必不能將所有的權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一個沒有權力權勢的君主，就沒有辦法以絕對的權威壓制住下屬的臣民。

在當時那個時代裡，除了諸侯之外，大夫等階級也是擁有實權的，如此，便會導致大夫代替君主的現象出現，比如說，當時魯國的孟孫氏，就掌握瞭如果絕大部分的國家資源，導致整個魯國的權力出現傾斜，甚至國君也只是在為這個大家族打工。

所以，只有仁義道德而沒有權勢是沒有辦法統治天下的，也是沒有辦法治理社會的，要想天下太平，或者說要想在專制的條件下，在世襲制度的條件下達到天下太平。

君主掌握權勢透過“法”“術”來實施“仁愛”和“兼愛”

那麼，透過世襲制度繼承國家權力的君主，就必須擁有權勢，想要仁愛和兼愛，也只能在權勢的基礎之上進行實施，如此才能夠壓制住那些跳脫出道德層面的人，才能相應的約束更多人的行為。

而權勢有的時候並不能讓君主服從，所以，就會有紂王這樣的亡國之君，因此，君主的話還要有一個有道理的證明，而為君主做法提供證明的就是法，讓君主的做法有了一個可以查閱的標準，不再是君主的個人言行，這也就堵住了悠悠之口，讓人民群眾能夠更好地被約束到同一個行為框架之下。

與此同時，掌握住了平民百姓，還要防止下屬臣子的小心思，因此君主還要有謀略，有能夠把握群臣的大局觀，如此才能夠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

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術”和“法”對於君主實施權勢，或者說穩固權術的作用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能夠忽略的。用韓非的話來講就是，用權勢來立威，用謀略來駕馭群臣，用法來治理百姓。

當然，韓非的這套理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其實是君主用來控制臣民的一種手段，簡單來講，就是這是君主手中的指揮刀，同時也是殺人的刀，所以，韓非才稱之為是生殺之柄，將這個權利稱之為生殺予奪之權。

也就是說，讓君主透過這樣的規則，來達到使天下萬民臣服的目的，說白了，還是為君主的集權鋪墊道路的，而我們透過上述的敘述也可以看到，韓非口中的法是官員訂立的法，在官員訂立之後將它們公之於眾，並且強制性地讓這個法成為人民群眾心目當中的標杆。

人民群眾是沒有權利去反對法的，而且法作用在他們身上時，他們同樣也沒有權利去反駁，並不像現在社會一樣，我們有辯護權，有保護法，他們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服從與君主訂立的法的義務。

結尾

因此，春秋戰國時代，法家的依法治國，也不能與我們現代的依法治國相提並論，畢竟那只是君主集權的一個手段，只是鞏固專制制度的一個方法。

但無論如何，法家理念和體系的提出，為法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也讓當時的社會變得更加的穩定，透過這一套體系，秦國成功的橫掃六國一統天下，也成功的將法的理念傳承了下去。

法家理論對於歷史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雖然，有很多的儒家學者對法家理念大加批判，但是，我們在歷史傳承過程中隨處可見法的作用，就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推行的也是外儒內法，所以，法家理念或許不是最為成功的，但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必定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