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由於皇室的提倡，飲茶之風更為盛行，而且以極快的速度深人民間，茶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吳自牧《夢梁錄》說：“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隨著飲茶之風的盛行，宋代的茶館也開始興盛起來，幾乎大小城鎮都有茶肆，而且逐漸脫離酒樓、飯店，開始獨立經營。

宋朝茶館興盛的原因

宋代在我國曆史上一直處在積貧積弱的情勢下外交上十分軟弱。受這種環境的影響，封建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種壓抑感，但封建文人的待遇非常優厚，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兩宋文人已經沒有了奮發昂揚的精神，從對外部事業的追求轉而尋求個人生活的精緻。

同時

，由於農村耕地的擴大和農作物單位產量的提高，許多人脫離了農業生產，從事文化活動，知識分子人數激增。據《宋史·選舉志一》記載，從宋代開國到嘉祐的百餘年間，京城等待科舉考試的讀書人每年就有六七千。蘇軾在《謝範舍人啟》一文中說，到宋天聖（1023

至

1032年）以後，蜀中“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話雖然有些誇張，但也說明當時知識分子之多。

蜀地自古就是產茶之地，飲茶也早於中原各地，這些人進京，對飲茶的盛行不可能沒有影響。北宋王朝對文人的待遇是優厚的：除了優厚的俸祿之外，文官離職時還可以宮觀使的名義支取半俸（武官則不能）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其實，不只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財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長官，也幾乎都是文人擔任。但是，正是由於有著極高的政治地位宋代文人容易脫離人民群眾，習慣於書齋生活，追求幽靜、平淡、沖和，精神和物質生活傾向纖弱、精緻，而飲茶恰恰具備了這一特點。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的飲茶成為下層百姓模仿的物件，對飲茶向市井的普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另外

，據吳旭霞《茶館閒情》宋代的茶葉種植已十分廣泛，不但產量大為增加，而且製茶的技術也迅速提高，出現了許多名茶

。

隨著產量的增加

，製茶技術也有了質的飛躍，而貢茶加工技術的進步，也促進了茶產新品的不斷湧現。宋徽宗《大觀茶論》稱：“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繼龍鳳茶之後，仁宗時蔡襄又創造出小龍團。大觀年間，又創制出了三色細芽（即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及試新鑄、貢新鑄。在各色茶中，據《宋史·食貨志》

、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宋代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和宋代趙汝礪《北苑別錄》等記載

，宋代名茶大約有90多種

。

茶葉產量的增加，名茶新品的出現，為飲茶之風的盛行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作為自然經濟的補充

，在北宋時期，南北各地的農村中，已出現了定期的集市——

草市、墟市

，或統稱為坊場。蘇軾有詩句說：“糴米買束薪，物資之市。”可見市集已很普遍，也可見市集交易在當時各地居民的經濟生活中也佔有相當的地位。

在當時北宋都城開封城內的街巷當中

，隨處可見商鋪邸店和酒樓飯館之類，繁華的夜市也早已在開封出現。當時的洛陽、揚州、成都等大城市，情況也和開封相彷彿。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城內，坊巷只是住宅區，黃昏後坊門鎖閉，禁止夜行；商店都集中在市裡，所有的交易都只能在市裡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

。北宋的各大城市中

，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這說明，北宋時期的城市經濟較之唐代，確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

兩宋城市人口較多，來源也非常複雜。除了大量的商人、手工業者、挑夫、小販之外，還有很多落魄文人、僧人、妓女等。眾所周知，宋代官僚機構臃腫，官員、吏卒充斥大小衙門，這部分人也不少。此外，北宋王朝在軍事部署上一反歷代統一王朝的做法，採取“守內虛外”的政策，把大部分軍隊駐屯在國內衝要地區，專力防範農民的反抗。為了防止農民迫於飢寒，鋌而走險，北宋王朝每當荒年還大量招募饑民來當兵，從而使軍隊的數額不斷擴大。這些人口都湧入城市，他們自然需要一個能夠滿足他們住宿、飲食、娛樂、交流資訊的活動場所，茶館等服務性設施就是必不可少的。

據史料記載

，北宋都城開封自五代時就有茶坊。北宋建都開封后，在皇宮門內的朱雀門大街、潘樓東街巷、馬行街等繁華街巷，都是茶肆林立。

據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朱雀門大街“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

。舊曹門街的北山子茶坊

“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吃茶於彼”。有些小茶館在經營上比較有特色，如《摭青雜記》所載：“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由此看來，茶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有競爭意識了。此外，開封茶坊的細節我們還可以從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裡看到一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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