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先民最終選擇以農耕為主的生活方式，為了獲取更多的生活資料，更有經驗的老年人受到關注，“尊老”成為中華民族傳承至今的思想文化。
宋朝以孝立國，官員的孝行受到各方重視，孝成為官員德行的判斷標準，如何孝成為擺在宋代君臣面前的問題。
為了更好滿足官員贍養父母的需求，宋代君臣總結歷代經驗，設定了符合現實需要的侍養政策，侍養制度在宋代得到進一步發展。
宋代制度的發展不僅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同時也享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宋代印刷術的普及與進步，進一步降低了民眾接受教育的門檻。
寬鬆而穩定的政治環境，使得思想家樂於著書立說，傳播思想，宋儒開啟了以己意解經的新時代。
不同思想的碰撞使得宋代文化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高峰。每位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孝道觀念、為官原則、統治思想也在這一時期有了新的內容、新的要求。
01
“移孝於忠”的孝道觀念
唐代中後期及五代的混亂格局，使得時人極為推崇貞觀、開元時期的繁榮局面，“祖宗”不僅是祭祀的物件，更成為效法的標準。宋人在此基礎上提出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相容幷包地將趙宋“家法”與“國法”融為一體。這種混融，在君臣關係方面，突出體現著“父子”價值行為模式，向“君臣”價值行為模式的轉換。
終宋一代，宋朝統治者都在與並存政權鬥爭，長期的對抗形勢，使得政府對外加強防禦，對內強化思想統治。
忠是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核心觀點之一，五代以來臣子弒君登基的現實，嚴重破壞其思想核心，孝在此時成為統治者的最佳選擇。
統治者用孝穩定秩序的同時，強調孝的教化作用，移孝於忠也成為宋代孝文化的時代特徵之一。
宋朝統治者大力推廣崇孝文獻，《孝經》的地位更加突出，不僅御筆刻寫，而且命令大儒撰寫註疏。土大夫以極大的社會責任感參與道德秩序的建設，積極解讀《孝經》。
宋朝官員選拔要求德才兼備，孝的作用格外大，成為考核標準之一，因孝得官、因孝升官、因孝減罰的情況數不勝數。
北宋中期，政府大興學校，《孝經》成為學校的教材，明確規定不許“隱憂匿服”者，“行虧孝弟”者入學。
宋代統治者將孝納入官員的選拔與任用中，孝和忠的聯絡更加密切，以此達到教化萬民、加強統治的目的。
印刷術的進步，便利了書籍流傳，相當多的讀書人熱衷於撰寫文字，在科技進步和人才充足的雙重作用下，出現數量眾多的勸孝文獻。
孝是民間讀物的重要主題，勸孝詩、勸孝文等如雨後春筍。為政一方的官員在此影響下，積極撰寫勸諭文章，孝成為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此類文章數量眾多，對教化一方百姓意義重大。
在濃厚孝文化的影響下，官員的道德素質提高，如何贍養父母成為擺在統治者和官員面前的難題。
宋代統治者吸收前代經驗發展侍養制度，侍養官員獲得了一定的優待，擺脫了迴避法對差遣的限制。數量眾多的侍養方式，使官員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適當的方式照料長輩。
官員的實際行動成為本家、本族、本地區的榜樣，被記錄在家訓、族譜、鄉約中，既有孝文化的薰陶，又有實際行動的引導，官員的侍養制度向前發展，影響深遠。
孝的教育貫穿宋人一生，在此影響下，官員格外重視自身孝行。
宋代統治者雖然推崇孝，但並沒有因此降低對忠的要求，多次強調忠的核心地位，統治者對孝的提倡，僅僅將其作為忠的補充。
統治者雖然也重視孝，但是更關注政治的穩定，不希望官員隨意離開崗位，因此需要一種滿足雙方需求的機制。
多樣的
侍
養方式既能滿足官員的需求，助其完成贍養長輩的義務，又可以使相當數量的官員繼續任職，減少政府人才流失，兼顧官員和統治者的需求。在崇孝思想的影響下，申請侍養的官員數量眾多。
在“移孝於忠”觀念的影響下，統治者重視官員的具體孝行，積極推動侍養制度建設。
02
“養親不擇祿”的為官理念
先秦時期是中國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孔子拓展了樸素的孝道觀念，子路進一步提出“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的思想。
貧困的讀書人為了更好照顧親屬不應當計較職位、俸祿等外部因素，儘快為父母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
贍養父母是人子的義務，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讓父母安享晚年，因此俸祿成為身處窘境的名士選擇任職的主要原因。
擔任官職既可以光宗耀祖為父母提供精神激勵，又可以用俸祿保障父母的物質生活水平，“養親不擇祿”成為宋代官員初入仕途的重要原因。
“養親不擇祿”的理念成為宋代士人的共識，基於為長輩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的目的，讀書人紛紛出仕任職。
康定元年（1040 年），蔡襄在送別陳師回贈文中寫道：“古之人有以親故，不擇祿而仕者，而師回之祿足以充其養”，高度稱讚陳師回因便於養親，而前往福州任職的行為，將陳師回的赴任原因歸結為侍養。
擔任官職雖然可以為親屬提供物質保障，但是繁雜的事務，使得官員可支配的時間急劇減少，官員對親屬的贍養，往往落在妻子甚至僕人身上。
自古以來，孝文化就講求樂養，認為子孫不僅要為父母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而且也要保證父母的精神生活，承歡膝下成為樂養的最好總結。
因此，立志侍養的官員在有一定經濟能力後多選擇棄官歸家。將自身任職理念歸結為養親的官員更容易選擇棄官的方式，以便回鄉贍養父母。
官員的隨意離去，不僅給官員的繼任造成混亂，甚至影響機構、地區的穩定執行。為了方便官員照顧父母，宋代統治者積極發展侍養方式，規定官員的侍養流程，保障侍養的有序進行。
舉薦人才是宋代官員的重要責任，官員往往推薦具有良好道德品質的人才，孝行成為考察重點，官員也常用養親勸說他人擔任職務。
宋代官員中舉以後，不一定得到
遂
心的差遣，但是贍養父母的經濟壓力，使他們不得不選擇赴任。侍養是宋代士人急需差遣的原因。
在“養親不擇祿”理念的影響下，官員為了侍養父母會放棄部分利益，因此在統治者駁回侍養申請後，官員會選擇折資、降任等方式繼續申請，踐行自己的原則，“養親不擇祿”的為官理念，展現官員因侍養而帶來的種種妥協行為。
贍養父母成為士人任職的重要原因，為了儘快
侍
養親屬，更是不拘職位，這類官員受到朝野認可，“養親不擇祿”也成為官員高尚情操的表現之一。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宋代官員積極申請侍養，照顧親屬，而宋朝統治者也配合官員的申請，調整政策，健全侍養制度。
03
“天子作民父母”的統治原則
“天子作民父母”是商周時期形成的政治思想，為後世思想繼承、發展，成為帝王奉行的統治原則，要求天子愛護子民，這成為天子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這一思想更與仁、孝等觀念相結合，進一步發展。
《孝經》是儒家學者對孝的總結性著述，其中將孝按照等級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每種孝都有不同的要求。
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強調天子對民眾的愛護，這既是統治者對自身的要求，也是教化萬民的必備條件。
天子作為最高統治者，一舉一動無不是關注焦點，天子自認為“民父母”，要求民眾的孝順，增強教化作用以穩定統治秩序。
宋朝立國以後高度讚揚孝，受此影響，不同階層都產生了對孝的新認識。
宋朝在軍事上相對弱勢，因而統治階級格外重視文治，要求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士大夫同樣對天子提出要求，重視帝王的實際行動。
南宋初期，帝位以禪讓的方式傳承，高宗禪讓之後常居德壽宮，孝宗時時謁見，光宗因不謁見父皇而受到廣泛批評。
宋代帝王的諡號，除太宗外，全部都有孝字，甚至有以“孝”字為廟號的宋代帝王。宋人對天子之孝的要求世俗化，要求具體的行動和表現。
受到皇帝特殊身份的影響，帝王的具體孝行，更多體現在對母親的孝，對於父親的孝則體現在對父輩事業的繼承上。仁宗親政後著手廢后，朝野議論紛紛，諫官上章反對。
富弼在《論廢嫡後逐諫臣奏》中認為廢后“不敬父母”，指出廢后和罷免諫官“皆非太平之世所行”，從違反孝道和不利政治穩定，兩個角度論述自己的觀點。統治者的孝行不僅被作為榜樣，同樣成為清平世界的象徵。
強化統治秩序是宋代君臣必須完成的任務，“民父母”的身份使得統治者，自帶教育民眾的責任，統治者強調民眾的孝敬，以達教孝求忠。
“為民父母”的統治者原則，使統治者對官員孝行樂見其成，故此推動侍養制度的建設。“為民父母”的統治原則，同樣體現在文書往來中。
宋朝完善的經筵制度，使得儒家思想在統治者身上表現得格外明顯。善於納諫是仁君的象徵，宋朝統治者以各種理由、方式求言，指正朝廷的闕失，“陛下為民父母”是臣子勸諫統治者的常用理由。官員也在各種申請中利用“為民父母”通用辭令。
官員的侍養申請不一定會得到皇帝的批准，上奏的官員只能以情動人，表達親屬急需侍養的情況，因此“陛下為民父母”“陛下方以仁孝治天下”等辭令頻繁出現，成為官員祈求帝王應允的說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