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類有了很大的發展，除綠茶外，又出現了紅茶、烏龍茶、白茶、黑茶和黃茶，形成了六大茶類。但這些茶的形狀仍然屬於條形散茶，所以，無論哪種茶類，飲用時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沖泡法。在這種情況下，清代的茶具，無論是種類還是形式，基本上都沒有突破明人的規範。

紫砂壺的發展

起源於宋、興盛於明的紫砂茶具，到了清代進入鼎盛時期，並漸漸成為貢品。當時紫砂茶具的造型風格多樣，仿生技巧可說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到嘉慶、道光時期，文人壺風行一時。清末，紫砂茶具製作在總體上走向衰落，但部分制壺名家在紫砂茶具日益商品化的情況下仍潛心鑽研，不入流俗，使紫砂茶具在實用的基礎上得到提煉與昇華，從而達到美的境界。

具體說來

，紫砂茶具在清初及康、雍、乾幾朝都沒有更大的發展，只是由於陳鳴遠的出現才稍有起色，到了嘉慶、道光時期，文人陳曼生與制壺名家楊彭年創制了獨樹一幟的文人壺，才可以說紫砂茶具發展到了極致。文人壺出現後

，紫砂茶具不但成了茶文化的載體之一，而且在本身的藝術內涵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

，其優秀作品可以看作茶具，但更是紫砂藝術品。對紫砂茶具的評價不再是僅從形狀、風格等方面，鐫刻在上面的詩歌、書法以及繪畫也同樣受到重視。陳曼生就是促成這一轉變的開拓性人物，也正是從他開始，才有了固定的制壺者。

早在陳曼生之前，宜陶名家陳鳴遠已經開始探索紫砂壺的風格創新，邁出了文人壺的第一步。陳鳴遠是宜興人，生於制壺世家，技藝全面，富有創新精神。他生活的時代，仿生類作品已逐漸取代了幾何型與筋紋型類作品。陳鳴遠的藝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取法自然，做成幾可亂真的“象生器”，使得自然型別的紫砂造型風靡一時；一是在紫砂壺上鐫刻富有哲理的銘文，增強其藝術性。其現存的梅乾壺、束柴三友壺、包袱壺以及南瓜壺等，集雕塑裝飾於一體，情韻生動，匠心獨具，其製作技藝可以說是窮極工巧。

陳鳴遠所做紫砂壺藝術性之高在當時即享有盛名

，《宜興縣誌》稱：“而所制款識，書法雅健勝於徐、沈，故其年未老而特為表之。”清張燕昌在《陽羨陶說》中道：“然餘獨賞其款字有晉唐風格。”

陶器有款由來已久，但將其藝術化應該說是陳鳴遠的功勞，而陳鳴遠的款識超過壺藝，這大約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繼陳鳴遠之後，文人陳曼生與楊彭年等人合作，正式將壺藝與詩、書、畫、印結合成一個整體，創制出風格獨特、意蘊深邃的文人壺，將其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至今不衰，影響深遠。

陳曼生

，浙江杭州人，主要生活在嘉慶年間，工詩、書畫、印，為當時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陳曼生嗜紫砂，富收藏。據《前塵夢影錄》記載，嘉慶年間，陳曼生“官荊溪宰”，當地著名的匠人楊彭年擅長制紫砂壺，壺嘴不用模子而是手捏製成，看似隨意而成，但富有天然韻致，“一門

眷屬

，並工此技”。陳曼生與楊氏兄妹來往密切，並且為其居所題名曰“阿曼陀室”。由於陳曼生參與紫砂壺的設計與製作，陳、楊聯手才有了享譽海內外的“曼生壺”

。

陳曼生為楊彭年兄妹設計的紫砂壺共有18種樣式，即後來所謂的“曼生十八式”。陳曼生仿製古式而又能自出新意，其主要特點是刪繁就簡，格調蒼老，同時在壺身留白以供鐫刻詩文警句。其所刻詩文多與茶事有關而又精闢雋永，意味深長。陳曼生所刻砂壺銘文，大都出自幕中友人江聽香、高爽泉、郭頻伽以及查梅史等人之手，也有陳曼生自己作的。

據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載，陳曼生壺銘文多富哲理，且意境悠遠。其笠壺銘文曰：“笠蔭喝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無說。”瓢壺銘曰：“以掛樹惡其聲，以浮江惡其名，不如樂飲全我生。曼生銘。”此外還有如“平壺留小，餘味待回甘”、“提壺相呼，松風竹爐”等，大致類此。

據清人金武祥《粟香三筆》記載

，陳曼生曾經在紫砂壺上鐫刻款識詳述自己嗜茶之趣

，並及飲茶變遷

：“曼生自鐫‘紗帽籠頭自煎吃’小印，其跋雲：‘茶飲之風盛於唐，而玉川子之嗜茶友在鴻漸之前。’其新茶詩有云：‘閉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後之人味其詞意，猶可想見其七碗吃餘兩腋風生之趣。餘性嗜茶，雖無七碗之量，而朝夕所啜，唯茶為多。自來荊溪，愛陽羨之泥，宜於飲器

，復創意造型

，範為茶具。當午睡初回，北窗偶坐，汲泉支鼎，取新茗烹之，便覺舌本清香，心田味沁，自謂此樂不減陶公之羲皇上人也。顧唐、宋以來之茶，尚碾尚搗，或製為團，或製為餅，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茶芽之精者採而飲之，遂開千古茶飲之宗。”這段文字可以當作一篇意味雋永的散文小品來看，從中透露出清代文人的散淡心緒。這種生活趣味同時也體現在紫砂壺中，也就是所謂的文人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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