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宇宙中，一切似乎都是那麼微不足道，恍若流星劃過天際，轉瞬間便了無痕跡；亦如曇花深夜一現，徒留剎那芳華。然而，縱觀大千世界，總有一些人、一些事，即便物轉星移，時過境遷，也依然被世人所追憶。

“生如夏花之絢爛”，說的或許就是柳宗元吧。宗元十三歲即作《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劉禹錫作集序雲：“子厚以童子有奇名於真元初。”少年才俊，一時傳為美談。793年，二十歲的他進士及第，名聲大振。真元十二年（796年）任秘書省校書郎，開始了他坎坷卻政績卓著的仕途生涯。

早年的宦遊，讓柳宗元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永貞革新運動開始後，年輕的柳宗元在政治舞臺上同宦官、豪族以及舊官僚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然而，由於這次改革觸犯到了宦官與大官僚貴族的利益，受到了反動勢力的聯合反撲，順宗被迫退位，這場只持續了一百六十四天的革新運動就此宣告破產。

如果有天涯海角，我想踢你一腳。“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被踢到了天之涯海之角的永州（今湖南零陵縣），永州在唐代為邊遠之地，那裡人煙稀少，瘴疫厲行。那年冬天，柳宗元攜老母來到這邊陲小鎮，不久母親便含恨而終，至此人世間便留他孑身一人。從意氣風發的天子近臣淪落到謫居異鄉的永州司馬，柳宗元的精神和生活上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正如他在給京兆尹許夢客書信中所說的：“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繆”。這不由得令人想起遭受腐刑後的司馬遷，二人都是為上流社會所棄，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也是經此一事，柳宗元有了更多機會去接近下層百姓的痛苦生活，去深入瞭解民生疾苦，他的名篇《捕蛇者說》便道盡了官府繁重賦稅對百姓的毒害。

永州地處偏遠，生活條件艱苦，加之親人的離世、政敵的迫害，一系列的打擊嚴重損害著柳宗元的身體，致使他“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或許正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永州十年，可以說是柳宗元文學創作的高峰時期。

這十年間，懷揣自己未竟的政治抱負，他將一腔悲憤傾注筆端。短小精悍的寓言中，他巧喻暗諷，一篇《三戒》將批判的矛頭直指作惡多端的封建官僚，言辭間仿若依舊是當年那個鋒芒畢露的少年；文辭典雅的山水遊記裡，他詠山賦水，將世間美好與自然風光寄寓其中，《永州八記》可謂是寫盡當地山清水秀好風光；生動形象的人物傳記中，他為民作傳，大膽熱情地歌頌勞動人民的優良品德，《梓人傳》與《捕蛇者說》的強烈反差，映射出他鮮明的愛憎之情。

本是坎坷艱難的貶謫之路，柳宗元卻走出了屬於自己的才氣與風骨。在京為官，他做到與時俱進推行革新；遠離朝堂，他做到為民發聲青史留名。永州十年，是他繼續奮鬥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十年，更是他思想和藝術大放異彩的十年。或許就是他舉世矚目的文學成就、堅韌不屈的品格與始終將百姓放在心中的情懷，才讓世人緬懷至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