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的宗教屬性，決定了佛寺作為人神共存的場所區別於一般民間宅院的特性，而其社會化功能的發展完善，又促進了佛寺建築多樣化的演變。
特別是禪宗興起以後，其“不立佛殿、唯構法堂”的思想對佛寺的建置佈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唐宋時期是佛寺營建思想與技術發展至成熟的關鍵時期，
這一時期在寺院營建方面，逐漸固定形成了“七堂伽藍”制
。所謂“七堂伽藍”，即指的是具備七種主要堂宇之寺院。“七堂伽藍”源於古印度，在寺院中一般對應山門、佛殿、法堂、僧堂、廚房、浴室和廁所。
唐朝時期，“七堂伽藍”還處於發展階段，至宋代才真正完善成熟，為後世所沿襲。
廊院式結構構成了隋唐時期洛陽城佛寺佈局的基本模式，在此結構下，各佛寺之間並沒有質的區別，只在於是否有佛塔、形制佈局是否完整、以及房舍院落規模及數量有多少。這裡介紹幾個隋唐洛陽城佛寺的主要建築：
一、經樓
經樓，又稱經藏、經堂、經庫、法藏、輪藏、轉輪藏、藏經閣、法寶殿等，即指收藏經文之建築物
。通俗地講，經樓就是專門收藏儲放佛教典籍的建築。中國經樓之始，肇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經翻譯事業的發展壯大，佛典數量增多，寺院開始設定有專門貯藏經卷的樓閣。
起初，經樓的功能只用於藏經，後演化出藏經閣，藏經院等建築，可供藏經、看經並用
。經樓是寺院藏經之殿宇，是最不可或缺的佛寺建築。起初與鐘樓並置，後來，隨著禪宗“伽藍七堂”營建思想的發展，經樓往往位於寺院中軸線的最後位置，宋代以後寺院形制基本如此。隋唐時期，洛陽城佛寺也設有經樓。
《唐故東都麟趾寺法華院律大師墓誌銘並序》記載了麟趾寺內，有專門的法華藏經樓，幼覺法師是著名的法華院大師，在當時的洛陽城中頗有名望。而且，太平寺內經樓與羅漢殿相對而置。白居易與聖善寺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於開成元年（836年）
將自撰文集置於聖善寺，“納於律疏庫樓”，與經籍合藏一處，可知聖善寺有經樓。
唐高宗召玄奘法師等翻經僧在麗日殿、明德宮翻譯《觀所緣》《大婆沙》等經論，麗
日殿、明德宮即承擔經樓的作用，用於藏經翻經儲經的場所。
《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載，義淨歸國帶回經、律、論共計五十萬頌的佛典，300粒舍利及一尊金剛像，武則天“敕於佛授記寺安置焉”，可知，
大徧空寺內的經樓，必然規模極大，房舍眾多，否則無法容納這麼多佛典珍寶。
福先寺原為武則天母親榮國夫人宅院，後敕旨舍宅為寺。武則天對於福先寺的支援，不僅體現在“耗資百萬”的不吝財物，以及為寺院安置上等珍貴的佛像、壁畫方面。
還體現在武則天組織了一大批佛學造詣精深的中外高僧大德組成的翻經譯經人才隊伍，在福先寺進行了盛世高達的翻經事業。
據史料記載，
當時福先寺著名的僧人
有印度國高僧地婆訶羅與菩提流志，于闐國高僧提雲般若（漢言天智），華嚴宗創始人法藏，給武則天上《大雲經》的法明，以及歸國僧人義淨等等。
其中義淨於武周證聖元年(695年)歸國，帶回梵經400部，金剛座真容1軀，舍利子300粒。
武則天親到上東門外迎接，並敕住佛授記寺，後轉至福先寺譯經。福先寺中翻譯的佛經部頭較大，金剛舍利等珍寶彌足，因此，藏經樓的規模一定不會很小，否則無法儲藏如此大量的經卷。
《城坊考》載嘉善坊有荷澤寺經坊
，經坊是專門的貯藏佛經的地方，比經樓相比，規模與功能似乎更為宏大全面，推測荷澤寺的藏經翻經事業應該也使用此經坊。
本文所彙輯整理的唐代洛陽城佛寺幾乎均為額寺，在官方力量的推動下，絕大部分佛寺在不同時期都承擔著譯經、寫經、儲經等任務，因此，經樓的設定是必要的。有些大型佛寺，如大徧空寺、福先寺、昭成寺，房舍眾多，僧尼群體龐大，
佛典如汗牛充棟一般，加上金剛、舍利等珍寶，用於儲藏上述物件的經樓的形制規模也必然十分龐大。
二、配殿及閣
廣義的佛殿，不僅包括安置各個本尊的佛殿，如大雄寶殿、藥師殿、彌勒殿、觀音殿、金剛殿，毗盧殿、伽藍殿等，
還包括那些根據不同用途、大小規模而形成的偏殿、配殿及閣，如羅漢殿等。
隋唐時期，佛殿左右配置偏殿的模式極為流行
，道宣作《戒壇圖經》載：“正中佛院中門內為前佛殿，左右有樓各三層。”看來“左右有樓各三層”為配殿的標準模式。本文所述之隋唐洛陽城佛寺，大多為官修額寺，寺院規模超過民間一般寺院，因而佛殿左右設定配殿是常態。
《河南志》載：“建院殿，東有經藏經秩純緣，皆用太后宮中衣服裁製，今尙鮮明。板廊周帀，東臨瀍水，西有羅漢殿，洛人因此但名羅漢院。”可知，太
平寺內佛殿左右兩側相對而置有經樓及羅漢殿，且羅漢殿獨立形成一個院落名曰羅漢院。
《歷代名畫記》卷三《東都寺觀畫壁》“敬愛寺，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塑像，麟德二年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東間彌勒像，西間彌勒像，殿中門西神，殿中門東神，此一殿功德最妙。”
可知，敬愛寺的佛殿兩側配有偏殿，東西偏殿內有彌勒像。
樓閣與配殿相似，在寺院中均為承擔某種用途而設。
“為具有重層之建築物。或作為藏書、繪像、登眺遊覽景物之用。”樓閣與大殿之間有廊道及飛廊相連。唐代詩人韋應物在洛陽期間，曾登同德寺閣，作《同德寺閣集眺》《同德閣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贈二首》等詩。
站在同德寺閣樓上，眺望洛陽城，表明同德寺閣應該具有一定的高度。
韋應物與元侍御、李博士相約同德寺閣，然等到夜幕將至，庭樹的影像已變暗，二位好友卻“故人那不來”，可見同德寺閣應為當時士大夫，文人墨客經常聚集的場所。
三、其他建築迴廊
廊，意為“殿舍之間為便於通行而設之建築物。”隋唐時期佛寺的主要平面佈局形式之所以稱為廊院式結構，即是由迴廊將諸多個佛殿組成的獨立院落連線而成。
隋唐洛陽城佛寺中均有迴廊，佛寺僧眾有時候還在迴廊裡用餐、休憩。
迴廊不僅具有建築上的功用，還是文人畫家觀賞風景、題詩作畫、修身養性的場所。
《歷代名畫記》卷3《東都寺觀畫壁》記載了寺觀中院、廊、殿、堂、亭、閣等地方的畫壁，其中以廊道上的壁畫最多，迴廊在佛寺中的作用，可見一斑。
①院落
院落的內涵有兩種。
其一，在寺院的迴廊及圍牆內，各建築之間的空擋組成的空間稱為院落，與社會一般建築的院落內涵一致
。隋唐洛陽城佛寺的院落較為全面。《城坊考》卷五載，會昌後，衛國寺經過重修，“有小院十一。”安國寺，“後復葺之，改為僧居，諸院牡丹特盛。”《唐玉林》載“聖善木塔院，多鄭廣文畫並書。”
其二，則是根據院落的性質、職能而命名的佛寺建築，例如禪院、觀音院、廚院、庫舍院等。
太平公主所造太平寺，其原址為福勝禪院，後太平寺廢，復建為太平禪院。《河南志》載應天禪院：“都亭驛，前臨瀍水，後對應天禪院”。《歷代名畫記》福先寺的三階院：“福先寺，三階院，吳畫地獄變，有病龍最妙。”三階院內有地獄變、病龍等畫像。
《唐代墓誌彙編》存《唐故東都麟趾寺法華院律大師墓誌銘並序》，記載了麟趾寺內有法華院，且有專門的貯藏法華經的經樓。
武周時期，福先寺內三階教盛行，設有三階院貯藏佛典。
《全唐詩》卷八百八十三載《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可知福先寺有律院。《全唐文》卷七八三載《同德寺湊禪師院群公會集序》，可知同德寺有禪院。
②僧房
僧房，又稱僧坊，是佛寺僧眾止住起臥的房舍
。隋唐時期，洛陽城佛寺均設有僧房。大型寺院如福先寺僧房眾多，“千二百房，詎假祗阤之勢。”唐中宗多次下令擴建聖善寺，且不惜侵佔兩旁百姓宅院，“（神龍）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居民失業者數十家。”景龍四年又“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房，計破百姓數十家。”
像福先寺、聖善寺這種大型寺院，多有皇族貴胄出資供養，社會上流階級頻繁居止往來，佛事活動頻繁
。其形制規模、經卷珍寶，遠邁一般佛寺，依附於此的僧眾常常數以萬記，沒有龐大的僧房是無法容納如此規模的僧眾的。
③菜園
為便於寺內僧眾用齋，節省蔬菜等生活食材的開支，有些寺院內設有菜園，種植果蔬，供僧眾享用。
《歷代名畫記》載長壽寺內有菜園，“菜園精舍內，王昭應畫。”
四、總結
隋唐時期是我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洛陽作為隋唐帝國的東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研究洛陽城佛寺對我們全面認識這一時期洛陽地區佛教文化，包括佛教與帝王在內計程車大夫群體及普通百姓之間的良性互動大有裨益。
佛寺是佛教徒活動的主要空間，是人神共存的場所，其建築模式自然與一般的宮殿、民居不同
。佛教自印度傳入我國，其佛寺廟宇的營建模式也隨之而來，我國早期的塔廊院式結構即是因襲印度佛教寺院的傳統建築風格而成，此結構強調突出佛塔的宗教象徵。
隋唐時期，寺院形制由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塔寺建築結構逐漸向宮式建築形式轉變，結合我國古代縱軸對稱的建築美學思想，採用以殿堂廊廡組成的群落式庭院結構。山門、佛殿、院落、廊廡、樓閣、僧舍等建築，排列合理，坐落有序。
這種寺院結構的轉變，其中既有傳統建築形式制約的因素，也是佛教為傳播發展的需要自然演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