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族源來看，漢代的東北邊疆民族源自東夷，而漢族則源自中原地區的華夏族。
由於文化的民族性與地域性，至少在先秦時期，東夷族與華夏族的精神文化是存在差異的，
由於文化的傳承，這種情況在漢代的東北邊疆民族與漢族之間也有所體現。
而與此同時，由於漢代漢文化在東北地區的支配地位，東北的區域文化已經呈現出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一體化趨勢了。
漢代的漢族精神文化，已經對東北邊疆民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高句麗等族的精神文化內容已經與漢文化不可分割。但與此同時，雙方在精神文化領域的一些差異也是存在的，從現有資料來看，主要表現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漢代東北邊疆民族與漢族的信仰差異
從現有資料來看，
漢代東北各邊疆民族的民族信仰還基本停留在較為原始的自然崇拜階段。
如《後漢書·烏桓鮮卑傳》載烏桓：“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
此外，從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遼東半島地區曾發掘出大量石棚建築，這些石棚建築至晚在春秋戰國之前就已經存在，以巨石為葬，這說明
東北地區的居民在漢代之前就已經有了巨石崇拜的傳統
。而在今吉林省集安市東臺子曾出土一片高句麗建築遺址。
“是高句麗舉行祭祀和禮拜的場所，整個I室當系祀奉地母的社址，而I室中央那塊長方巨石應是當年的社主”。這片遺址雖然很可能是高句麗於392年遷都後修建的王室宗廟，
但仍然可以說明在這之前的高句麗民族長久以來就存在著祭祀巨石的信仰習俗
，由於時代相去不遠，這種信仰習俗在漢代就應該已經存在了。
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以日月星辰、天、洞穴、動物、自然界不可知物等，為崇拜物件的泛靈主義自然崇拜，在漢代東北古民族中廣泛存在。
雖然具體的崇拜物件不同，但各民族的信仰方式基本是一致的，還處於人類信仰發展的早期階段。
同時，從文化淵源的角度來看，作為漢代東北各民族源頭的古東夷民族，存在著具有典型自然崇拜特徵的鳥圖騰信仰，這或許是漢代東北各民族信仰具有血脈親緣的思想淵源。
而同一時期的漢族信仰的發展則顯得更為進步。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中，自然界的“天”仍然是作為一種至高神存在的，
“天”在漢儒那裡是一種人格化的自然神形象，
這一點似乎與東北邊疆民族中所流行的自然崇拜並無區別。
但需要指出的是，漢儒講“天人感應”，實際上是為了政治服務的，漢儒思想中以“天”崇拜為核心的理念，
其根本目的在於加強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統治，為皇權提供一個先天合理化的理論表達。
這與單純的因對自然界的未知與敬畏而產生的原始自然崇拜思想已經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而隨著對自然界認識的進一步深入，這種帶有神秘主義的思想逐漸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深入反思。東
漢時期興起的自然科學研究與無神論思潮，都是對這種社會神秘主義傾向的有力批判
，也表明東漢時期知識分子中的有識之士對於自然界的認識已經到了一個較高的層次。
二、漢代東北邊疆民族與漢族精神文化發展程度的差距
除上述差異之處外，我們還應該看到，
漢代東北邊疆民族的精神文化發展水平在總體上而言與漢族的差距是時代性的
。漢代的中原地區，儒家文化在先秦儒家的基礎之上有了全新的發展，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學者對儒家思想進行了全新的改造，從而建立了漢代的今文經學，併成為漢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
但漢儒對於經學的發展並未有就此止步
，隨著經學的日益虛妄、讖緯及陰陽災異思想的橫行，中原地區的社會風氣充滿了神秘主義傾向。
一部分學者對這種情況十分不滿，他們看到了這種虛幻的神秘主義之風的弊端，秉著“辨照然否”的精神，意圖找到儒家思想新的發展方向。
他們認為今文經學表面上是解讀聖人思想以為今用，實際上卻曲解了經意，甚至肆意歪曲、荒謬怪誕。
他們“反對以讖解‘經’，主張清除經學中的宗教迷信”。他們主張要以古文經書為底本來進行研究，也就是用先秦篆書所寫的儒家經書，以避免經書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偏謬現象的影響。
他們還主要在解經過程中不要主觀臆斷、牽強附會，而是要儘量還原經書的本意。為了準確的解釋經意，
他們做了大量的文字訓詁、考據工作，形成了一些很有影響的理論著作
，如揚雄的《方言》，許慎的《說文解字》即是如此。
進而的，他們在經考據而得來的相對準確的文字基礎之上，對儒家經典的語句作出了一些更為符合原文旨意的解釋
，此即古文經學流派的形成。
東漢中後期，出現了馬融與鄭玄兩位大師級的學者。
馬融綜合各家、遍注群經，打破了經學的師法、家法。
其弟子鄭玄則今古文兼通，同樣遍注群經，“古文經學徹底壓倒今文經學，是由鄭玄最後完成的”，從而徹底打破了今文經、古文經的界限。
漢代儒家思想由今文經學向古文經學的轉變，說明漢代的中原儒家知識分子並沒有落於董子經學的窠臼，而是
在反思與批判之中，不斷的向儒家學說中補充新的時代內容，促進著社會思想觀念的革新。
這進一步表明，漢代中原地區的思想學術界，有著可觀的自我進化能力，儒家的學者們能夠順應時代的潮流，不斷對儒家思想進行修正與改造，體現出漢族思想文化界充沛而澎湃的生命力。而也正是這種善於反思、能夠自我批評與進步的特質，
才使得儒家思想的魅力綿延百代，日至今日仍然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內容。
而漢代的東北邊疆民族，在這一方面則顯得十分遲鈍，大部分民族尚未有系統而全面的對儒家思想進行學習，僅有少部分如高句麗、夫餘等族對儒家思想有了比較全面的接受。
而即使是如高句麗這樣漢化很深的民族，其在思想領域的發展也較中原地區滯後很多
。
例如，
一直到漢代一百多年後的小獸林王時期
，高句麗才開始針對儒家經典進行官方的研究與教育，而同樣的研究工作中原地區要比高句麗提前400餘年。
漢代的高句麗社會中，儘管在統治階層中已經開始使用儒家思想來治理國家，但對儒家思想的研究大多還限於民間層面。從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
漢代高句麗社會中亦沒有能夠對儒家思想有所改造或創新，思想界的活躍程度與中原地區相比較也是相去甚遠。
從這個角度而言，漢代漢族的思想文化比之東北邊疆民族要領先數個時代。此外，
漢代的中原地區所流行的社會思潮，並不僅限於儒家思想，
如道家思想、無神論思潮也皆領一時之風騷。如道家思想，如果說漢代的儒家思想是思想文化界的一條明線，那麼以黃老之學為代表的道家流派就是一條暗線。
在先秦道家思想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黃老之學，自有漢以來就有著廣泛的理論和實踐基礎。黃老之學的核心即在於老子提出的“無為而治”理論，其手段在無為，其目的則在“無為而無不為。”
這種政治理念對恢復社會生活生產、重建社會秩序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得到漢初統治者的積極推行。
經過百餘年的休養生息，至漢武帝時，這一治國思想才為儒家所取代。
在漢代儒術獨尊時期，黃老思想也並沒有徹底消失，
如淮南王劉安主持撰寫的《淮南子》一書就是一部典型的以黃老思想為主的著作。該書否定了歷史上出現的消極無為思想，認為老子的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
而到了漢末動盪時期，隨著儒家思想的日趨衰弱，道家的隱逸思想又重新在思想文化界流行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漢代的經學是昌平時期的顯學，而道家思想則是動盪時期的隱學。
另外不能忽視的是東漢中後期所流行的無神論思潮。
兩漢哲學的中心問題就是對天人關係的看法，
這是兩漢哲學思想發展過程中始終不能迴避的核心。隨著漢代經學逐漸走向神秘主義道路，這種情況得到了當時思想界的高度警惕，對於經學的質疑與反對開始逐漸激烈，無神論思潮開始興起。
無神論思想以其樸素唯物主義的宇宙論和本體論所指向的鬥爭物件恰為今文經學“天人感應”的理論核心，尤以王充、王符、仲長統的物質之天觀與張衡的天文學研究和非讖思想為代表。這
些思想家從哲學最根本的層面上站到了經學的對立面。
在當時自然科學發展及對經學神秘主義不斷反思的基礎之上，打破了經學的天人感應理論，將“人”本身放在了更為重要的地位，開始察覺到了獨立的人的意義與價值。東漢中後期無神論思潮的基本特徵，可用“疾虛妄”三字概括，
其本著樸素唯物主義的精神，對天人感應理論的批判往往切中要害，深刻有力，極大了動搖了經學的理論根基。
三、總結
總而言之，無論是漢儒的“天人感應”理念，還是東漢中後期的自然科學研究與無神論思潮，這些思想理論的興起，都表明
漢代漢族對於自然的觀念已經脫離了原始自然崇拜的範疇，進入了理性觀察與總結的階段
，這與東北邊疆民族相比較是大大進步的。
歷史證明，“中原文化的傳播、影響，在東北各族、各地區間，是有空間差距和時間先後的。就是說，東北的文化仍然落後於中原，各族的接受情況也有不同。即使已經接受的，也往往落後一個階段。接受之後，又往往經歷了很長一段消化過程與保持階段。”
而這種差異性，正是漢代東北邊疆民族精神文化與中原漢族精神文化最大的差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