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南省文化和旅遊廳_媒體互連】

歷史留下的印記證明了山陽城曾經的輝煌。焦作晚報記者 吉亞南 攝

山南水北曰陽。焦作山陽城位於太行山南麓，始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漢書·地理志》記載：“河內郡……縣十八……山陽，東太行在西北。”清乾隆《懷慶府志》記載，北齊廢山陽縣，歸修武縣轄制。山陽城作為縣治約700年，其後由於中央政權遠遷、人口銳減，日漸荒廢。唐代時，山陽城已“遺趾數雉”，只留下劉禹錫“四百之運，終於此墟”的千古嗟嘆。再後來，山陽城逐漸淡出世人視野，鮮有人問津。

然而，歷史總是遮不住的。近年來，隨著文物考古的深入和文獻資料的發現，京畿後苑、帝國重鎮、絕世繁華……漢代山陽城逐漸露出真容。

漢代陶倉樓。焦作晚報記者 吉亞南 攝

倉樓如雲

近年來，山陽城周邊相繼出土了數以百計的漢代陶倉樓。

陶倉樓是由陶倉、陶樓組合而成的一種隨葬建築明器。明器是專為隨葬而製作的實物模型。秦、漢時期，陶製明器盛行，陶倉比較常見，陶樓也時有出土，但陶倉樓卻極罕見，焦作陶倉樓則將糧倉與樓房相結合，這是耐人尋味的創造。

焦作陶倉樓具有數量多、型別全、體量大、構造精巧等特徵，呈現出以山陽城為中心，向周邊擴散輻射的分佈狀。

歲月是把無情的刀，由於自然災害、人為損壞，秦漢建築早已蹤跡難覓。作為漢代建築三維模型，焦作陶倉樓使獨創性的山陽倉樓建築形制重見天日，再現了漢代“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跨城池作飛閣……構輦道以上下”的樓閣奇觀，再現了漢代貴姓之家“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連，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殫言”的鼎盛輝煌。

在缺乏現代機械、建築材料的漢代，山陽城出現如此眾多氣貫雲霄、建築精美的倉樓，堪稱中國建築史上的奇蹟，凸顯了漢代山陽城人高超的建築智慧。

京畿後苑

作為民用建築，倉樓絕非普通殷實之家所能為。沒有繁榮的莊園經濟，興建倉樓是不可能的。可以說，一座倉樓，就是一座封建莊園。倉樓如雲，是漢代山陽城豪強莊園林立的歷史見證。

《焦作陶倉樓》一書，反映莊園門前雞犬閒臥，農奴背糧交租、主人登樓遠眺等場景的陶倉樓照片多達19幅，數量之多，全國無二，足見漢代山陽城莊園經濟之發達。

眾所周知，漢代特別是東漢時期，豪強勢力強大，強佔土地，廣建莊園，蔚然成風。與洛陽隔河相望的山陽城，背山面水，天然形勝，土地膏腴，水源充沛，自古農業發達，加之青山綠水，飛泉流瀑，古木修竹，珍禽奇獸，膏腴完富，堪稱京城的後花園，自然成為豪強兼併土地、爭建園囿、縱情享樂的首選之地。

漢王朝曾多次派強悍酷吏對河內豪強進行打擊。《史記·酷吏列傳》記載：“義縱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王溫舒遷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至流血十餘里。”這也說明了漢代焦作地區豪強實力之強，再現了山陽城莊園相望、園囿相連的盛世景象。

山陽古城牆。焦作晚報記者 吉亞南 攝

帝國重鎮

文物是歷史的實證。

2016年，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設中發現了漢代路縣城址。該城北牆基址長606米，東牆基址長589米，南牆基址長575米，西牆基址長555米，四面城牆基址基本可以閉合，城基周長2325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說：“古城址規模不小，在中原區域也屬於比較大的縣城了。”

與路縣故城深埋地下不同，山陽城目前仍存城垣4400多米，按照北城牆1850米、東城牆1350米、西城牆1000米、南城牆殘存200米推算，山陽城城基長度約6050米，在漢代縣城中絕對是罕見的“大個頭”。

北宋東京是擁有150萬人口的“國際都市”，外城高12。28米、寬18。4米。西安明城牆舉世聞名，底寬16米至18米，頂寬12米至14米，高12米。南京明城牆高12米，寬10米至18米。與這些古都名城相比，山陽城的寬厚高大，底氣十足，當仁不讓。山陽城與新焦公路相交的西城牆底寬45。1米，頂寬44。5米，高約3。6米，其寬度分別是上述名城的數倍。

文物勘查發現，山陽城城基在地下四五米深處，寬約58米至60米，比東漢都城洛陽所在的河南郡河南縣城垣基礎還寬一倍多。地下深度與現存地面高度相加，漢代山陽城高度最少在7米至9米。考慮到歷經2000多年風侵雨蝕、人為損壞，鼎盛時期的山陽城高度應在10米之上。

建築是無言的歷史。漢代山陽城與京城洛陽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若非帝國重鎮，興建如此大規模的城池是不可思議的。

精英薈萃

楚漢相爭，漢高祖劉邦“馳宿修武”“饗軍小修武南”。創業之初，光武帝劉秀派重臣寇恂鎮守河內郡，以拒洛陽。寇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光武帝數次巡狩河內地區。魏文帝曹丕封漢獻帝劉協為山陽公，都山陽濁鹿城。身為山陽公，卻不得居山陽城，足見劉協名為公爵，實為囚徒，當時必有曹魏信臣轄制山陽。

山陽城西之溫縣，是魏國重臣司馬懿、晉武帝司馬炎故里。魏晉之交，曹魏在此既要防範山陽公死灰復燃，又要與司馬氏在此激烈較量。當時，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在山陽城周邊，起坐彈鳴琴，長嘯復低吟，從者雲集。司馬氏重臣鍾會數邀嵇康出仕，嵇康不為所動，終為司馬氏所殺。向秀《思舊賦》雲：“餘與嵇康、呂安居至接近……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予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蹟兮，歷窮巷之空廬。”

有學者考證，嵇康“居山陽二十年”之舊居，就在山陽城邊上，即現在的山陽區新城街道牆南村，從修武待王驛，經山陽城南門、恩村驛、武陟寧郭驛的官道旁。

工業發達

漢代，山陽城工業經濟一時無兩。

一是冶鐵業發達。太行山富含鐵礦。《漢書·地理志》記載：“懷，有工官。”懷，是漢代河內郡治所在，距山陽城約30公里。出土500多套鐵器疊鑄陶範的溫縣漢代冶鑄遺址，距山陽城也不過60公里。疊鑄技術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了山陽城工業的發展繁榮。《漢書·成帝本紀》記載：“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設有鐵官，說明山陽冶鐵業之重要。鐵官聚眾起事，橫掃郡國，足見山陽從業者之多，冶鐵業發達。

漢代鹽鐵官營，鹽鐵業發達，經濟富庶可知。根據《晉書》記載，居山陽20餘年的嵇康“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說明當時山陽冶鐵業、鍛造加工業已經官民兼營。

二是製陶業興盛。數百計的陶倉樓和數量更為龐大的其他漢代陶器，是漢代山陽城製陶業發達的鐵證。焦作陶倉樓組合式構造，充分反映了漢代山陽城製陶業模組化、規模化、精緻化、個性化的特點，再現了漢代山陽城製陶業的輝煌。

唐宋時期“世立茲器，埏埴者百餘家，資養者萬餘口”的中國北方瓷城當陽峪，距離山陽城只有6公里，且有水運相連。如果說，漢代長達300年陶倉樓製作史，為當陽峪陶瓷繁榮了重要文化鋪墊和人才積澱，應該是符合歷史邏輯的。

人口繁盛

《後漢書·郡國志》記載：“河內郡十八城，戶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八。”由此推算，河內郡城均8876戶，戶均5口人。《後漢書·孝獻帝紀》記載：“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戶。”由此推算，漢末的山陽城人口在5萬以上。況且，山陽公所邑的1萬戶應為自由農，並不含富可敵國的莊園豪強。

《後漢書·仲長統傳》記載：“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鑑於漢代豪強莊園存在大量不在戶籍的依附人口，東漢末年山陽城人口應遠超5萬。

東漢中期，山陽城鼎盛時，人口繁盛，更遠勝於漢魏之交；繁密程度，遠勝周邊城邑。近年來，山陽城五大墓群發掘漢墓千餘座，其他時期古墓則寥寥，這同樣說明漢代山陽城人口空前繁盛。

《後漢書·鄧寇列傳》記載：“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後漢書·馮岑賈列傳》記載：“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河內完富。”山陽城背山面水，天然形勝，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物產富饒。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山陽城盡享王畿之利；憑山河之固，罕有兵戈之災；交通便捷，卻並不處兵家必爭要道，因而得以獨享數百年安寧，吸納人口源源不斷湧入。

焦作市出土的漢代隨葬文物——帶蓋提樑卣。焦作晚報記者 吉亞南 攝

厚葬盛行

漢代厚葬之風盛行，帝王傾國力造陵寢，引領了民間厚葬熱情。漢武帝治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冠西漢諸陵。漢廢帝、海昏侯劉賀之墓，出土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編、草編、紡織品和簡牘、木牘等珍貴文物1萬多件。

漢代以孝治國，實行歲舉孝廉制度。漢高祖、光武帝外的漢帝廟號均含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為了沽名釣譽，謀取現實利益，一些人“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慼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明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髮屋賣業”。

與公卿王侯動輒以百千萬計的珍貴實物隨葬不同，山陽城周邊漢墓隨葬，以陶倉樓為代表、以現實生活為特點的陶製明器為主。原因有二：一是倉樓建築象徵了財富與地位，對山陽民眾有著不同尋常的吸引力。二是製陶業發達，陶製明器製作呈現出規模化、模組化特點，為財力不一的山陽民眾滿足冥界富貴尊榮的需要提供了便捷保障。

另外，焦作地區魏晉古墓葬中也發現有簡式、模擬式陶倉樓。

文化激盪

一是漢儒與孔孟儒學之爭。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孔孟經典儒學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合則用，不合則棄。比如，漢代儒家主張“事死如事生”，提倡厚葬久葬。這與孔孟提倡禮葬的思想迥異。孔孟主張“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事父母，能竭其力”“喪，與其易也，甯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強調“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強調對逝者要始終保持虔敬、感恩之心。漢儒卻把本應發自本心、初心的道德情感，外化為喪儀繁複、隨葬多寡的物化標準，其結果必然驅使人捨本逐末、棄內求外、舍真逐偽。對此種思潮，成書西漢的《孝經》予以反制，強調：“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二是魏晉玄學在山陽興起。漢儒倡導厚葬重孝，司馬氏倡導煩瑣的名教，都是為了確立政權正當性，維護其統治。然而，具有反諷意義的是，在“生不養，死厚送，葬死殫家……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的山陽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玄學悄然興起，這是對司馬氏虛偽名教的一種正本清源、返璞歸真。在某種意義上，魏晉玄學與經典儒學一樣，都是本之於初心的學說，兩者殊途同歸。

山陽城是現代焦作抹不去的歷史記憶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標誌，是焦作城區亟待開發的處女地。我們有責任拂去歷史浮塵，重新發現和認識山陽城，博採眾長，科學規劃，以建設山陽城文化旅遊園區為突破口，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轉化成現實生產力，推動城區旅遊、城市建設大提升，實現焦作經濟社會新跨越、新發展。

李辰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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