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商朝時期，西北地區已經顯示出重要的戰略地位

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過程，不論是中原王朝還是短暫建立的少數民族割據政權，其統治者似乎對於西北地區的戰略防禦，一直都保持著高度關注。

這就和當地佔據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早在商周時期，雖然統治中心主要位於今天河南地區的黃河中下游流域。

但是透過此前的考古發掘來看，商周兩代的統治勢力，早就已經延伸到了今天的陝西、甘肅等地區。

這充分說明在古代屬於中央政權統治核心之外的西北地區，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開發。而隨著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局面的形成，對於當時中國整個範圍內的地區開發，也應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高潮階段。

而坐擁關中不斷走向崛起的秦國，就是在西北地區發家致富的，只不過那時候的西北地區在中原人民，尤其是那些有著強烈華夏民族觀念計程車族群體中，被認為是蠻夷之地。

因此，秦國起初所佔據的地理位置其實並不好，但是得益於商鞅變法的推動，使得秦國最終將整個關中地區治理和發展的井井有條，當時亦有關中平原之稱。

而隨著秦國勢力的強大，再加上其他諸侯國勢力的衰落，使得統一局面逐漸顯現，由此秦朝建立之後，其必然不可能拋棄其根據地關中地區。

春秋時期南北方的交流日益頻繁

由此，關中地區在秦朝建立之後，正式成為中央王朝的核心統治區，相比較於作為早期文明和國家文明發源地的，河南地區與黃河中下游地區，卻逐漸在新王朝的統治之下走向了低谷。

而秦朝開闢了關中統治區之後，在之後的西漢、隋唐時期，關中歷來都是中央王朝的絕對政治中心。

這也使得中國封建歷史發展的前半期，關中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地位得到空前提升。

關中地區正式被納入到中央王朝的核心統治區之後，圍繞著關中地區而建立的王朝國防戰略體系，也就相適應地出現了。

春秋戰國時時期北方草原地區，就已經有了匈奴人的身影，只不過那時候的匈奴還處於非常落後的原始社會，因此對外擴張能力尚且不足。

但是卻也有時常侵犯中原諸侯國北方邊境地區的事件，這也是戰國時期北部諸侯國，紛紛修築長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從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事件也可以看出，當時的華夏民族已經和北方草原地區的遊牧民族，產生了交流。

匈奴人的發展其實非常快，秦朝建立之後，其已經成長為了一個強大遊牧部落，冒頓單于的統一使得匈奴人逐漸擁有了對外擴張的實力和資本。

因此，秦朝的北部邊防一直遭遇著匈奴軍隊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麼秦始皇要讓大將蒙恬率軍十萬守住北長城。

隨著戰略的發展需要，戰略防禦範圍開始東移

正因如此，長安作為都城，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就是靠近西北地區，一旦匈奴勢力突破長城防線，長驅南下的話，那麼長安必然首當其衝。

而秦漢時期又是匈奴勢力不斷壯大的關鍵階段，尤其是到了西漢時期，匈奴已經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遊牧帝國，直接將其勢力延伸到了西域諸國，使得關中長安地區與西域之間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被切斷。

《新唐書》載：“安西距京師有七千裡，北庭有五千裡。隴右抵玉門關，且皆我郡縣，往而有兵，故能緩急調發。然自河、隴入吐蕃，擇道出回鶻。回鶻今既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

而匈奴勢力延伸到西域，還有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那就是長安西北方面的安危不遭遇威脅，由此玉門關的修建，成為了兩漢時期保障關中安全的重要門戶。

而隨著隋唐之後封建王朝都城的東移，使得關中地區的政治地位逐漸下降，到了明朝時期，統治中心已經轉移到了北京。

由於國防戰略需要，明朝時期的西北防禦範圍也在東移，嘉峪關成為了西北地區全新的防禦地帶，玉門關的荒廢，嘉峪關的興起，這其中必然有著重要的內在原因。

評價

長安及其所在關中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封建歷史時期的重要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中心所在地。

因此，在秦漢、隋唐時期，關中地區的重要性不可忽視，再加上北方匈奴和突厥勢力的擴張，因此向西開拓軍事防線，保障關中安全是重中之重。

而隨著隋唐時期關中地區走向衰落，由於種種因素，時間來到兩宋時期，王朝的統治中心也就逐漸東移，最終又回到了早期文明的天下之中河南地區。

到了元明清之時，都城進一步向東北地區轉移，最終北京成為了最後三大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

都城的轉移，一方面說明了以長安為核心的關中地區，逐漸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隨著王朝的更替，其所面臨的外部局勢也在不斷變化，因此國防重心也就在不斷轉移。

進而秦漢時期，以玉門關為核心的關係防禦體系逐漸瓦解，而明朝以嘉峪關為核心的軍事防禦體系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