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意義上，人們看待地理與美學的關係，大多會注意不同地理環境對區域性審美風格的孕育以及地理本身的景觀特徵。

1840年，德國學者克里克（GeorgLudwig Kriegk）在其一本文集中寫道：

“倘若一個地理學家不能像風景畫家和詩人一樣掌握地區美的特徵,他描寫的內容就欠缺真正的內容和最美的修飾。”

這則是直接將地理視為審美景觀。。。。或者說，在自然地理向美的生成或浮現背後，人們樂於相信有一種科學的自然地理學為其提供不可動搖的基礎。

當然，地理作為人賴以生存的物質環境，它的客觀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人的認識能力尚無法達到科學的古代，這一生存空間卻往往在認知層面便被審美化了。。

。。。但自傳說中的伏羲、堯、舜時代始，黃河流域逐步成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地理中心，這一觀念也隨之以黃河中游為中心，形成了對國家地理空間的跨區域整合和重塑。。。。。人們一般把它稱為中國傳統國家地理的同心圓或同心方結構。

在中國歷史上，河洛或中原中心觀念之所以能長期成為主導性的國家地理觀念，主要是這一地區的空間經驗得到了國家權力主體的支援，並透過反覆自我論證，使其成為與政治、文化中心相匹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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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地理空間由此被賦予的形式秩序和完形特徵，則除了被視為是在按照美的規律造型，似乎難以找到更恰切的解釋。。。。這中間，由於人對空間形式秩序的需要往往先發於實然地理感知，美和美感在此就不能被僅僅視為地理的衍生物或浮現物，而只能作為地理認知的起點來看待。美學在此則顯現出作為地理學前提併為其奠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