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末年

“天下虛耗”的狀況有所改善，社會經濟得到因此一定程度的恢復。此種結局實際上說明，在現實政治中儒家思想的影響，不容忽視，作為一個政治團體，儒者已經開始在政治層面上發揮作用。

其次，鹽鐵會議召開於，漢武中興之後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雙方在孝養父母的問題上多有爭論。

雖然桑弘羊一派認為，對父母禮養和利養應該相統一，文學賢良主張對父母的義養重於體養，雙方的主張背後有一個，不言而明的共同的大義———忠君盡孝。

忠君盡孝要求個人在政治生活中，對君主有專一之忠，在社會中生活中對父母有敬養之孝，忠與孝，既互補又相通，忠君盡孝帶來的消極影響，是君主和父家長成為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權威，個人的私利和意志受到壓制。

桑弘羊深深地明白儒家所說的孝，是人區別動物的原因，不養不成孝，不養不成人的孝親之道，所以在家庭層面上桑弘羊言體養，但是在體養之前，必須承認和篤信對父母要養。

從國家層面講，桑弘羊一派認為君主作為天子，具有絕對的權威，臣應當服從君主，在位之臣應當為了君主的統治，而將君主的過錯予以覆蓋。

在桑弘羊看來，堅持鹽鐵官營，就是為了盡臣子之大節。賢良文學將漢武帝的決策隨意篡改，廢除了鹽鐵官營的政策，其實是“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是違反忠孝之道的。

儒家認為，忠與孝在個人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是相通的：“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忠則“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如果事父母不孝，那麼事君也會不忠。

文學賢良繼承了這種忠孝觀，在他們看來，孝道不僅體現於遵從在世的父家長，還表現為對去世父家，長意志的遵從，他們主張：“為人子者致孝以承業，父沒，則子不改父道也。”

在事君的問題上，他們認為士大夫應該“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也就是說臣子對待君主，應當以仁義為準則，在自己職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而不是謀求權利以滿足自己的私慾。

最後，鹽鐵會議中的義利觀，對於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啟示。桑弘羊與賢良文學，各自對義利觀的探討，雖然在內涵和表現上各不相同。

但總體而言，都堅持“義制利”的原則。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在資源的配置以需求，為導向的市場經濟下，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以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必然不會考慮其他參與者的利益，出現盲目競爭，資源無法合理配置的現象。

可見單純依靠外在的市場機制，並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社會的有序運轉，這就需要政府參與其中，透過宏觀調控的手段，形成公正的制度，同時還要注重道德，對人性向善的引導作用。即依靠堅定的信仰、高尚的職業操守、優秀的企業文化等促進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