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歷史看，自周朝立國起，“勤稼牆”這一指導思想，便開始在為政者的施政之策中得到重視。這是因為，周朝的開國君主，總結出商朝亡國的經驗教訓，認為商之所以亡國，在於他們的指導思想、脫離了農業生產這一國之本。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周代的國君經常會深入民間、考察農業耕作。對於“稼牆之艱難”，為政者是有著十分深刻的體會，他們不斷地踐身躬行，強調必須要以農業之勤，來改變國民物質生活條件。
去到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爭鳴，更是讓農業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體現。管仲首先提出要把農業生產作為治國之道，老子則認為治理國家與個人的修心養性，農業是起到重要的作用。范仲淹對於農業生產活動，更是認為農業生產作為天下之本，必須是國君主抓的一個重點專案，這是穩固國之本的重要方面。
農作物的收成好不好，涉及人民大眾的生活與社會安寧的問題，這個基本的生存問題必須作為、為政者時刻密切關注的方向，這是國家的根基所在。
對於農業作為天下之本，范仲淹是十分注重減少徭役、來促進其生產與發展。在北宋慶曆年間，徭役不僅不均，而且還很沉重。大部分的負擔都由農業、與小手工業生產者承擔，一旦人民負擔徭役的時間過多，必然帶來土地荒蕪，這嚴重地阻礙農業生產的發展。
因此，范仲淹力促統治者、不要過度地侵佔人民農耕的時間，應該讓人民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農業生產。而且一旦徭役過多，農業生產不充分還會導致物價的上漲，影響國家稅收與人民的生活。
其實國家的綜合國力、與人民可支配財富是一體的，如果國家過度地奴役人民，使得大眾減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那麼農產品的產出馬上減少。面對既定的需求一旦供給減少，價格自然上升，百姓只有減少消費，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人民收入水平急劇下降，進而上繳的國家稅收減少。
這樣就無法實現養民富國，達到國家利益至上的目標。范仲淹還認為，注重農業生產、就應該加大對灌溉系統的建設力度，進而促進農作物的增收。他說，“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廩也。”東南一帶土地肥沃，是國家農作物供應的重要基礎，國家一定要重視。
但現在這個國家的糧倉，卻是“慢於農政，不復修舉。范仲淹希望國家儘快修復、江南地區的水利灌溉系統，進而做到“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
范仲淹重視農業生產，體現在他注重增加農業作業人口，來推動對糧食產出的增加作用。糧食的價格高昂、在於脫離農業勞作的遊散人員實在太多，他們的日常衣食用品等等，都需要依賴農民的勞作來對他們進行給養。整個社會經濟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正因為從事農業生產的人過少，物價怎麼會不貴，農民與農業又怎麼會不睏乏呢？若想國家繁榮富強，則需要增加從事物質生產環節的勞動力投入，消費量則應儘可能地減少，那麼國家的財富一定會快速增加。
范仲淹提出增加農作物產出的重要措施，是增加從事農業的生產人數，讓當時社會上的“無其業者”或“遊散”之類的閒雜人等，迴歸到農業生產的第一線中去，去除多餘的、依附於社會財富之上的寄生蟲，則會使國家的財政豐勝盈餘。
對於國家軍隊供養的人員太多，造成農業勞動力投入不足的問題，范仲淹認為對於年齡過大計程車兵，國家可以考慮讓他們迴歸原來的戶籍所在地，這裡既減少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還可以讓他們充實到農業生產的第一線。再配合國家實際支援農桑的政策，及以農為本的價值導向，那國家的繁榮與穩定就指日可待。
范仲淹還重視如何在面對既定的土地資源下，增加農作物的產出量。眾所周知，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供給是既定的，他並不像人力資本可隨時增加。面對既定的土地資源怎麼去提高其產出，就成為執政者的重大問題。
他希望採用集約化的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把農田間隙的地方都利用起來，然後再任用賢明的官員進行管理。他還十分注重農業生產第一線的農作人員的意見，希望聽取他們來自實踐中的建議，獲得土地增產的直接經驗。
在注重土地效用提升的同時，范仲淹還十分注重邊境線上的屯田、來增加農業的耕種面積，即對邊境上的土地加以開墾改造，使其可以達到從事生產的目的。
北宋慶曆年間，宋朝的邊境戰事一直都是狼煙四起，統治者為保證國家的基本國土安全，不得不在邊境線上駐紮重兵。因為古代的交通運輸十分不便，使得軍需給養物資的運輸、成為朝廷沉重的負擔。范仲淹以期用屯田來解決此問題，戰時是兵、閒時是農、兵農集於一身，力讓部隊自己供養一部分的軍事補給問題。
范仲淹提出的屯田，是十分適合當時邊境形勢的，因為北宋面對的戰爭威脅，是一項持久戰而非速決戰，持續長時期由東南魚米之鄉運輸軍需到國境線上，必定會讓國家的綜合國力受影響。再加上運輸過程中各種高昂的損耗，以及以人力資源為主體的押運方式，使到補給的效能事倍功半。
這會對農業生產的要素增量投入、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從而減少農作物的產出。范仲淹認為重視農業生產，就要關注制度的構建、及執行層面對它的促進作用。政府選擇促進農業生產的政策、必須要注意與時俱進。
首先要挑選出有實際地方執行經驗的官員，去分析歷代以來的各種農業制度與政策措施。然後再根據現實的情況作出調整，尋找出合適的可執行的方案，之後再整理彙編、下發給各個層級的地方官員。之後中央政府的責任就變成督促地方官員、按照以上勸課之法去執行，以便發揮他們對增產所起的積極作用。
他認為地方官員、並不需要直接從事田間裡的生產活動，組織和管理人員從事農業生產、才是他們主要承擔的職責。如果組織百姓從事耕種工作、不得力或者田間管理不善，則屬於地方政府官吏沒有盡到應盡之責，中央政府應對這些失職的官員進行處理。
由此可見，范仲淹對於怎麼對促進農業生產、有著一套比較完善的管理制度，這對促進北宋慶曆年間的農業生產活動、有著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