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裡，提出了針對北宋政治的十條改革措施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覃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從中可以看出範
仲淹改革的重心在整頓
吏治
、救治財政。當然
，
整頓吏治也是為了改良政治
，
分別在軍事、文化上有所革新
，
慶曆新政的綜合性是顯而易見的。
所謂“抑僥倖”，其實就是控制恩蔭任官
。所謂恩蔭制度
，
也叫任子制度
，
或者奏補、門萌。具體針對的物件
，
除了大臣皇親的子孫親屬
，
還包括他們的近侍、僕人等。等於是給權貴階層的一個特權
，
讓他們的親屬得以方便地
步入
仕途。
需要說明的是
，
宋代對蔭補的官員設定有銓選法以量才任官
，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考核
，
在實際中蔭補官能獲得較高等級的官職的並不多。不過
，
作為一條
入仕
捷徑
，
宋代依然有很多蔭補官
，
過度的恩蔭成為造成宋代冗官的重要因素。北宋真宗朝以來
，
奉行對外議和
，
對內營造太平盛世的景象
，
恩蔭大肆氾濫。
苗書梅對北宋恩蔭氾濫的現象歸總了三點：
一是恩蔭名目増多。當時有所謂聖節蔭補、郊祀蔭補、致仕蔭補、遺表蔭補、登極蔭補、冊後蔭補、宗室蔭補、歿於王事蔭補等諸多恩蔭名目
，
總之但凡國家大事
，
比如有祭祀、新君登基、冊立皇后等等
，
就都要行恩蔭封官
；
二是恩蔭範圍廣
，
有恩蔭資格的官員太多
；
三是恩蔭數量多
，
甚至年平均人數遠超由科舉錄取的年平均人數。
范仲淹對恩蔭氾濫這一現象的關注由來已久
，
在《奏上時務書》中就有過類似感慨。到了慶曆新政時期
，
范仲淹對過度恩蔭拿出了具體的革新辦法
，
主要是增加對收恩蔭物件的限制
，
並減少恩蔭的名目。具體而言
，
慶曆新政時期宋廷頒詔規定限制恩蔭官
任職
館閣
，
范仲淹當初提出的具體主張就是任子
“
不得陳乞館閣職事
”
。另外
，
張方平於慶曆三年十
一
月起草了《任子詔》
，
其中規定了諸如
“
應奏蔭選人
，
年二十五以上
”
、任子任官也要經吏部考核等具體要求。
“抑僥倖”中的一些具體措施在慶曆新政夭折後曾被廢除，恩蔭在後來始終是北宋士大夫關注的內容。
其實深究其理
，
北宋的
士大
夫政治以科舉士大夫為主體
，
而恩蔭的泛濫恰恰對科舉士大夫在官體中的思想、
輿
論主導地位有了挑戰
，
他們的出仕比考科舉容易
太多，
它的不公平性對宋代較為穩定的選官秩序是一種衝擊。
再者
恩蔭氾濫造成冗官
，
這是任何一個北宋
士大夫
都會察覺的問題
，
冗官造成的財政擔和
行政
運轉的低效實在太嚴重了
，
始終拖累著北
宋
。因而
，
“
抑
僥倖
”
在慶曆新政後依然是不可逆轉的政治革新趨勢
，
這是由客觀的政治需求所決定的。
不過，范仲淹“抑僥倖”對既得利益的官僚群體危害太大
，
因為
恩
蔭制度本身是科舉制政治文化取代門閥政治文化時在政治利益分配上出現的妥協產物
，
為了清除門閥文化
，
同時保留士大夫對參政的積極性
，
因而
才
有了恩蔭制度
，
其目的是為了有限度地讓科舉士人在發達後能使其家族有所恩蔭
，
提高士人參與科舉的積極性。因而
“
抑僥倖
”
會
削弱
士林對他的輿論支援
，
對精英社群的得罪也為新政的
夭折
埋下伏筆。
關於“精貢舉”，具體可以分為興學和改良考試內容兩個部分
。慶曆興學
，
主要是范仲淹主持開展了大規模地方州縣立學的活動
，
他認為當時的教育水平不行
，
選拔的人才只會詩賦、墨義這種
“
小道應該讓地方上選出
“
通經有道之士
”
專職教授
，
重視策論
，
提高地方教育質量。同時
，
慶曆興學中
，
宋
廷
在中央修建太學
，
聘請鴻儒講學
，
推進了新儒家的發展。
而科舉考試內容的改良
，
則主要是說
：
首先
，
科舉從過去的以考詩賦為主改為考策論
；
第二
，
由讓考生貼經墨義改為重點考察考生能否
“
通經旨
”
。以往提及慶曆新政中對科舉內容的改革
，
一般對會把它和新政的行這一政治背景結合起來
，
認為朝廷推行新政需要有經世之才的實於家
，
所以改考詩賦為考策論
，
想選拔一些對社會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人
；
改墨義為考經旨
，
在重視理論的同時強調考生通經致用的能力。
這樣的說法自然是沒有問題的。就這種具體考試內容的改變而言
，
其本身確實針對的是在以往科舉選士得人不善的問題。這一背景在歐陽修於慶曆四年給仁宗的札子中有所說明
，
歐陽修對范仲淹的主張有附和
，
他也主張先考策論再考詩賦、
“
隨場去留
”
。
不過
，
他在勸說仁宗的時候先闡述了科舉內容需要改革的原因
，
即
“
先詩賦而後策論
，
使學者不根經術
，
不本道理
，
但能通詩賦
，
節抄《六帖
》
、
《
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
，
以應試格
”
。考詩賦考墨義都太機械了
，
應考者不需要弄清經典的道理
，
只要會默寫經書、能誦詩賦就有機會透過。
這種考試製度讓考生的學習太過應試化
，
朝廷不考察學生實際經世的能力
，
學生自己學的時候也就不培養
，
一股腦背書
，
沒用。另外
，
考生人數太多
，
詩賦、策論通同雜考
，
改卷考官應付不過來
，
勞心勞神
，
想不在判卷的時候出錯都難。所以不如隨場來決定去留。只有考策論和經旨、隨場去留
，
這樣一來才會使
“
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致疲勞
”。
但是
“
精貢舉
”
僅僅針對的就是現實層面的問題嗎
？
就只是由於改革缺少人才所以要選拔實幹型官員嗎
？
顯然不是。這裡面實際牽扯到慶曆之前宋代士風的問題。北宋前期政壇上流行
“
祖宗之法
”，
形成保守穩重的風氣。但是文壇繼承的是晚唐五代豔治輕薄之風
，
導致
士
風
浮躁
。仁宗在明道二年時就曾慨嘆
“
近歲進土所試詩賦多浮華
，
而學古者或不可以自進
”。
士風澆薄在初期會導致文人政治的表面繁盛
，
士人言論自由、各抒己見
，
但這種浮躁情緒也是澘在破壞士大夫政治的因素
，
因為長此以往文人意氣之爭會變得太多
，
最後所謂的因國事相爭就變成了不同黨派間的人身攻擊
，
對實際問題半天拿不出主意
，
只會造成士大夫間太多不必要的內耗。這種土人的輕浮好言是范仲淹等實幹家不能容忍的
，
所以仲淹就不甚喜歡石介。當然
，
這更是專制皇權不能容忍的。
用今天的價值觀來看
，
批評這種文人的輕浮議政似乎有站在專制
者立場上
的嫌疑
，
但實際上
，
一則這是在闡釋當時范仲淹、歐陽修等
人的看法，
范仲淹作為封建儒家士大夫
，
為君王出謀劃策是刻在他骨子
裡的意
識
；
二則宋代畢竟還是專制時代
，
專制制度不變
，士大夫
有限的上選間就會扭曲士人政治的發展趨勢
，
文人只能議政、參政
，
士
權仍受到
皇
權的制約
，
在這種情況下
，
空談誤國幾成必然
，
這其實本非文
人之錯，
而是專制制度所導致的
。
仁宗在慶曆四年的三月批准了由王拱辰、宋祁、歐陽修、王洙、張方平、曾公亮、劉湜等人關於
詳定貢舉條制的上奏，具體內容有三：確立“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即地方興學；規定科舉考試“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即重策論、輕詩賦、問經旨；罷除“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即地方選士不再需要蓋住試卷上的名字、謄抄考生試卷，並廢除諸科帖經
。
需要特別解釋的是第三點
，
這樣的政策主要是害怕煩瑣
，
且新政規定了應舉士子互相結保
，
一定程度上也比避免了作弊。不考諸科貼經
，
其實是減去了不必要的考試科目
，
宋代諸科名目太多
，
有九經、五經、三禮、三史、三傳、學究、開元禮、明法等科
，
主要都是考貼經墨義
，
很機械。廢除這些考試內容
，
而讓試官、監官與長更通考文藝
，
這樣考試內容更靈活
，
側重對考生能力的考察。
這裡面還有一點值得注意
，
在制定精貢舉具體內容的過程中
，
參與者裡即包含歐陽修、王洙等一貫被視作改革派計程車大夫
，
也包括御史臺的監察御史劉湜、御史中丞王拱辰等通常被視作保守派的人物
，
翰林學土宋祁後來在進奏院獄中參與彈劾蘇舜欽、王益柔等
，
一般也不被視作新政的支持者。
從中可以看到兩點
：
其一
，
所謂的革新派和所謂的保守派也有志同道合的時候
，
因而保守派並不見得對新政就有所抵制
，
至少排斥情緒不那麼絕對
，
甚至可以說
，
保守派作為一個開放的群體
，
其本質只是一些士大夫在一些時期由於展露出了承自宋初的保守政治文化而
暫時
形成計程車人群。由於
“
祖宗之法
”
的因子散落在北宋政治的每個角落、每個人身上
，
所以
，
幾乎每個士大夫都有可能在一些時候成為
所謂
的保守派
，
也可能在一些時候又由保守轉為主張改革
，
絕對的革新派和絕對的保守派都是不存在的。
結語
慶曆新政並非少數人主持的改革
，
即便是在一些問題的政見上和范仲淹不合者
，
也不妨礙他們參與新政政策的具體制定
，
它是一個時代性的政治活動
，
但也正是由於這種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
為日後
士大夫
社群的內部分化理下伏筆
，
旋即才有了慶曆黨議、黨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