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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般印象中， 元世祖忽必烈汗( 1260-1294) 於至元八年(1271)採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無國號。實際的情形，並非如此。自成吉思汗( 1206―1227) 時代開始， 即有“大蒙古國”這一國號。

但是，蒙古政權在漢地曾使用“大朝”為國號一事，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一、大朝一詞使用情況

“大朝”一辭，在當時史料中，出現極為頻繁。現依史料的性質，分為四類，以求證明確為蒙古政權在漢地的國號。

1、錢幣

大蒙古國在漢地所鑄錢幣，今仍存世的僅有兩種，皆以“大朝”命名。此二種錢幣為“大朝金合”與“大朝通寶”。

“金合”質白銅，文字有正書與篆書二種，而“通寶”則有金質與銀質之別。

古泉學者清朝翁樹培（1765一1811）、李佐賢（道光十五年進士）、民國羅伯昭、宣哲（古愚）、陳進宜及日本奧平昌洪等，皆認為系蒙古未改大元以前所鑄。

羅伯昭並認為大朝錢兩種皆為輔幣，乃系鑄以權鈔者。而奧平昌洪則認為大朝通寶是為佈施寺院而鑄造，俗稱“供養錢”或“廟宇錢”，與一般通貨有別。

但無論是輔助貨幣抑為供養錢，都系以大朝為號，可見大朝是一種正式名號，而且其為通行。

2、公文

公文用語，代表官方立場。“大朝”是否為一正式國號，於公文中加以探索最為直接。

宋人趙珙《蒙韃備錄》“國號年號”一節說：

去年春，珙每見所行文字，猶日“大朝”。

趙珙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出使蒙古，行抵燕京。翌年歸後，撰成《備錄》。由其所記可見當時蒙古於漢地所行公文中多用“大朝”。

不過，當時公文現仍存世者不多， 用到大朝一辭的更少。

窩闊臺汗（ 1229一1241）十二年（1240）“諭高麗詔”說：

若將民戶數目隱匿，依大朝條例治罪。此處“大朝條例”顯係指蒙古法令——“札撒” 而言。

《高麗史·高宗世家》中亦有一例，即高宗十八年（1231）所受蒙古來牒，質問使臣被殺事。其中“大朝”二字用法較為特殊。牒文說：

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 專命撒裡打·火裡赤軍， 前去高麗國， 問當時如何殺了著古與使臣？

此一牒文原由蒙文直譯為漢文。

其中“蒙古大朝國”一辭， 應該漢文直譯為“大蒙古國”， 而在漢地的慣譯則為“大朝”。

此牒譯文顯系合二為一，而成“蒙古大朝國”。

漢文碑乘中也有“大朝蒙古國”的用法，可見“大朝”與“大蒙古國”常相混用。

3、碑傳

現存石刻集、石刻目錄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乘文字，提及大朝者很多。這些史料中，大朝一辭有下列三種用法：

第一，用於碑首的標題，冠於地名、人名之上作國號用。

如李庭撰《大朝宣差京兆路總管僕散夫人溫迪罕氏墓誌銘》、王鶚撰《大朝宣差萬戶張侯去思之碑》及郝希哲、湯舉合撰《大朝故九原帥府都總押觀察使樊公墓表》等都是。

用於碑首者又有“大朝國”的用法，更可見出“大朝”是用為國號，如《三靈侯廟像記》，碑首作“大朝國解州聞喜縣”，《修釋迦院記》則作“大朝國懷州河內縣”。

第二，用於碑末所記立石或撰文年月之上，兼具國號與年號的作用。

元代採用年號前的碑刻，有的不冠國號，徑以甲子系年，如“歲次辛卯”、“歲次甲辰”之類。有的以動物名稱系年，如“狗兒年”、“雞兒年”之類，在漢譯蒙文白話碑文中尤見普遍。

另一種則冠以“大朝”或“大蒙古國”的國號。

相較之下，冠以“大朝”者遠多於以“大蒙古國”為稱者。例如《尊勝陀羅尼真言幢》，署為“大朝天子七月立石”；《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為“大朝辛亥七月初九日立石”，《大蒙古國累朝崇道教序》，為“大朝辛亥七月立石”等都是。

第三，大朝二字，置於碑傳正文之中，或用於系年，或用於紀事。

用於系年者如張本《德興府秋陽觀記》說：

大朝庚辰歲（1220），長春真人臥雲海上，以真風玄行聞於轂。

又如李俊民《重修悟真觀記》說：

大朝丁酉歲（1237），遣使馬珍考試天下隨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

又如元好問《中令耶律公祭先妣文》也說：

維大朝癸卯歲（1243）八月乙巳朔。

用於紀事時，皆指蒙古而言，如顧行《重修王母宮碑》內有：

大朝有天下，元帥史公闊闊都被命為涇邠二州達魯花赤。

又如李俊民《故王公輔之墓誌銘》內也有：

大朝委劉中試諸路精業儒人，（王）從儉中平陽選。

碑傳文字中用大朝一名者，存於石刻者遠較存於文集者為普遍，因石刻所存多保持原狀，而文集多經後人刪改。“大朝”二字恐多改為“皇元”、“大元”等詞。

4、史籍

史籍多出於後人手筆。

在名詞運用上，往往反映史家所處時代的觀念，未必保持史事發生的習慣用語。因而，要在史籍中發現“大朝”這類名詞，遠較石刻集中困難。

但在元季、明初所修的《宋史》、《金史》、《元史》中，仍有數處提及大朝。

如《宋史·理宗本紀》贊說：

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

又如至正五年（1345） 阿魯圖（等《進<金史>表》說：

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

又如《元史·任志傳》說：

志與金兵戰。金擒其子如山，招之降。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殖之。

像這類“大朝”的用法，當系沿襲碑傳舊稱，可說是史家編輯後的漏網之魚。

元代中葉人釋念常所著《佛祖歷代通載》，為佛教重要史籍，於蒙元史事記載甚詳，多可補明修《元史》之缺漏。其中記述多以“大朝”稱蒙古。例如：壬辰（1234）年，“大朝遣使過宋，議夾攻金。”“庚戌（1250），大朝滅遼東、高麗。”庚申年（1260），“大朝遣郝經通好”等都是。可見元代史家對大朝一名，仍多熟諳。

在上述四類史料中，碑傳顯示出大朝一辭在當時士民之間，施用極廣，兼具國號與年號的作用。錢幣及公文則反映此一名詞不僅是民間習慣用語，而且是官方使用的名稱。史籍的記載雖僅可視為二手史料，但也足以顯示，此名詞曾經通行於一時，且為史家所通曉。

二、大朝一詞使用何時？

“大朝”一名的使用，始於何時？終於何時？

在現存史料中，當以前引《大金國志》所記史事為最早。若《章宗紀年》明昌五年一條所記為真實，則1194年時大朝一名即已存在。

但是其時下距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尚有十二年，蒙古與中原接觸不多，當不至已有此漢式名號。而且《大金國志》一書的本身亦有問題《國志》雖號稱為金歸正人宇文懋昭於端平元年（1234）進呈於宋廷，自來學者多認其為偽書。

所記明昌五年愛王叛金事，王靜安（國維）先生已指出系抄自張師顏《金人南遷錄》，而《南遷錄》的本身便是偽書。至於前引《東海郡侯紀年》一條，則系抄自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

其中“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一句，《雜記》原作“至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可知“大朝”二字乃是篡改“韃靼”而來。改韃鞋為大朝，反映後來人的觀念，而無法據以斷定“大朝”一名起源甚早。

而《雜記乙集》成書於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其書用“韃靼”稱蒙古而不用“大朝”，或反映大朝一辭尚未採行，至少南宋人知者不多。

現存的可靠史料提及大朝者，以前引《蒙韃備錄》為最早。

根據《備錄》，得知大朝一號的使用，不得遲於1221年趙珙出使時。現存石刻及文集中碑傳以大朝系年者，時間皆不甚早。最早者為《牛頭寺長春真人述》，所繫為癸未年（1223）5。其次則為《重陽萬壽宮記》，立石於己丑年（1229）。

早期碑刻不以大朝系年，一方面固然可能由於其時蒙古在中原佔地未廣，而且戰塵未定，蒙金孰存孰亡，未可逆料，士民不願輕奉蒙古正朔，以免遭受橫逆。更可能是“大朝”一名，尚未採行，以致仍以甲子紀年。

忽必烈定都中原後，先後採行中統（1260―1263）、至元（1264―1294）為年號。

漢式年號採行後，大朝一名，使用仍廣。

一方面，系年時仍常以“大朝”冠於年號之上，如《釋迦院常住記》，末作“大朝至元二年二月造”，《性公通玄大師塔幢》，署作“大朝至元四年”。另一方面，也有碑末僅以年號紀年，碑首卻仍冠大朝國號者，如至元六年之《大朝故九原帥府總押觀察使樊公墓表》，至元七年之《大朝濟瀆投龍記》等都可為例。

可見此時“大朝”與“中統”、“至元”相併行，一為國號，一為年號，作用不同。

不過自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採行“大元”為國號後，“大朝”遂失去國號的作用。此後的史料中，大朝之名，僅有二例。一為至元廿年（1283）之《憲州權官之銘》，碑首仍冠大朝之號。另一例則見於《高麗史·刑法志》。

該志忠烈王五年(1278)記載說：“都兵馬使據判出牒雲：‘大朝令諸路斷酒，國家亦宜行之。””應該皆為因循舊習而加使用。大勢所趨，則是稱“元朝”而不再稱“大朝”。

三、大朝與大蒙古國

“大朝”一辭，來源如何?在蒙元國號演變中有何意義?關於其來源，過去秦寶瓚認為“蒙古未人中國前，版圖最廣，故稱大朝”。

而學者認為“大朝”不過與“國朝”、“皇朝”相當，是一種尊稱。這兩種說法，都不過臆測而已。

實際上， “大朝”與“大蒙古國”都是蒙文漢譯。後者為直譯，前者為簡譯。在此簡譯中，省去種族之稱的蒙古，並將原義為“人民”、“國家”的一字， 依漢人的觀念， 譯為“朝”字。如前文所說， 漢文史料中亦有“蒙古大朝國”、“大朝蒙古國”的用法。

一方面反映當時名詞使用的混淆， 另一方面也顯示“大朝”與“大蒙古國”二辭皆由而來，而“大朝”可說是一種更為漢化的譯法。

大朝一辭， 即系由大蒙古國而來， 要尋求“大朝”的歷史意義，必須自後者下手。

成吉思汗究竟何時採用大蒙古國一名為國號，因缺乏明確的記述，已難以確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稱成吉思汗先世已自號大蒙古國·，其事不可信。

1206年全蒙古統一時，有關史料皆記載採用成吉思汗尊號事， 但未言及採行國號。

但從蒙古人歷史發展看來， 大蒙古國一號採用於此時最有可能， 蓋此時成吉思汗不僅為蒙古部之主宰， 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為其家產， 故以大蒙古國稱其國家， 最為適宜。

大蒙古國一名之採用至遲亦不得晚於1211年伐金之時。

這一名稱此後遂成為日益擴大的蒙古帝國的正式國號，在公文——尤其是外交文書上當多用之。

在現存史料中， 最早載有蒙文大蒙古國全名者即為1246年貴由汗（ 1246―1248） 致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國書所用璽書。

璽書前半部為：

“長生天氣力裡， 大蒙古國與寰宇之汗聖旨”。

“大朝”與“大蒙古國”則是使用於漢地的漢文國號。

漢文“大蒙古國”一名在伐金之初當已採用。《元史·耶律留哥傳》記載1212年事，稱留哥與按陳·那衍訂盟時說：“願附大蒙古國， 削平疆宇。”《元史》所說固然出於事後的記載，不盡可信。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用及此一名詞，而《雜記》成書於嘉定九年（1216），足證“大蒙古國”的漢名在1216年前必已通行。

至於“大朝”一名，如前文所說，其採行的下限不得晚於1221年。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判斷， 此號的採用， 大概是在1217年木華黎( 1170一1223) 受命伐金，建牙燕京以後。此時蒙古雖然仍為以草原為重心的遊牧國家，但已有加速征服漢地、增強殖民統治的意圖。

“大朝”一名的採用，當為此一系列採行漢制中的一環。“大蒙古國”一名顯然種族意味過強，不足以羈糜漢地士民，遂將其簡化為“大朝”。

“大朝”之稱，已蘊含中原王朝的意義，不似“大蒙古國”全為外來征服政權的意味。

“大朝”與“大蒙古國”兩個漢稱，此後並行達五十年之久。

但是兩者適用的範圍不盡相同，似有分工的作用。如前文所說，大朝一辭，應用於貨幣、公文，尤其是民間碑乘之上，最為普遍，但在外交文書上較為少見。

反觀“大蒙古國”一辭，在現存史料中，見於民間碑乘者，不過六起，見於對內公文者不過二起，而在現存外交文書中則佔多數。

如中統元年（1260）《和宋書》開端為“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於南宋皇帝”。

中統二年（1261）五月《移宋三省牒文》詞頭為“大蒙古國中書省移宋三省”，至元三年（1266）八月招降日本書開端亦為“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至元八年（1271）九月致日本國書亦以“大蒙古國皇帝差國信使趙良弼”啟端。

郝經(1223―1275)的幾道致宋朝文移也都以“大蒙古國國信使”的頭銜啟端，可見外交文書中多用“大蒙古國”，而少用“大朝”。

顯然“大蒙古國”為蒙古的正式漢文國名，使用以對外為主，“大朝”則稍欠正式，以對內使用為主。當然，這種分工，不盡嚴格。

四、大元與大朝、大蒙古國

“大朝”與“大蒙古國”二漢名，後為“大元”一號所取代。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即位並立國中原後，中原不再是蒙古帝國的殖民地，而已成為國家的重心，於是遂有仿效漢唐，採用漢式年號、國號的必要，以取得中原正統正朝的地位。而“大朝”一號，究屬權宜，不似正式國號。

漢人群臣紛紛上言，以建國號為請。忽必烈乃接受劉秉忠（1216-1274）的建議，採用“元”字為國號。

“元朝”一號的採行，雖是蒙元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但其與“大朝”一名的延續性卻一直為學者所忽視。

過去學者多認為“元”字應作肇始解。

最近也有人認為以元為號， 與蒙古舊俗天 的崇拜有關。“元”字出典於《易經》。《建國號詔》說：“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卻未敷陳其意義。

實際上，《易經》中“元”字的本義為“大”，元朝應即“大朝”之義。劉秉忠等人建議以元朝為國號時，顯然即著眼於此義。

《經世大典·序錄》有明白的解釋：

蓋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為“大元”也………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之“元”者，大之至也。

可見“元”之國號，實與“至元”年號相互呼應。而至元的意義又與後來武宗海山汗(1308―1311) 所採年號“至大”相同。至少就文字的層面看來， “元朝”與“大朝”實為同義， 兩者都是大蒙古國的簡譯。不過，“元朝”較“大朝”更富文義，作為中原王朝的國號，較為適合。

“元朝”一號採行後，“大朝”與漢文“大蒙古國”二名，並遭廢棄。

但是，三者共同來源的大蒙古國一名在蒙文文書中卻延用不衰。現存的幾篇元季漢蒙二文合璧碑中， 大元一名， 或徑譯為“大蒙古國”， 或譯為大元大蒙古國）， 或譯為稱作大元的大蒙古國。

形式雖異， 意義則一：大元即大蒙古國。“大元”不過是繼“大蒙古國”與“大朝”而起的漢文國號，蒙古王朝的真正國號仍是大蒙古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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