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德國雖然仍是封建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但社會經濟已較前有了很大進步。工業方面，採礦、冶金、紡織、印刷、武器製造業等都很發達。德國白銀產量為全歐其它地方總產量的兩倍半。全國總人口約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其中礦工的人數達十萬之多，並且是當時歐洲最熟練的礦工。在礦冶和紡織等部門中，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日益增多。印刷和建築業中已有十至二十名僱工的企業。在法蘭克福、烏爾姆、斯特拉斯堡、海爾布琅、門明根以及科倫和奧格斯堡，“分散”型的手工工場甚為普遍。商業方面，德國的中介貿易、尤其是邊境地區的對外貿易相當繁榮。
宗教改革前夕的德國
在德國西部以科倫、美因茲、特里爾等城市為主，曾組成萊因同盟。參加這一同盟的多系萊因河兩岸的城市，以呢絨製造和金屬生產著稱。
這些城市同尼德蘭、法國和義大利貿易關係活躍。在德國北部波羅的海沿岸以漢堡為主的
漢薩同盟
，雖從新航路開闢後，已經失去了它原來在商業上的壟斷地位，但是，直到十六世紀時，漢薩同盟的諸城市仍然在北海、波羅的海以及從北歐至西歐之間的商業上佔據著重要地位。德國南部和西南邊界上則建立了一個士瓦本城市同盟，它包括多瑙河上游約九十個城市，為首的工商業中心是奧格斯堡、紐倫堡、烏爾姆等城市，奧格斯堡主要經營義大利的絲織品、印度的香料以及東方的各種商品，是東西方商品集散的中心之一。
雖然德國存有不少繁榮的商業城市，還有一些極大的富豪。如南德奧格斯堡的大銀行家佛該爾，他不僅是大礦山業的投資者、大銀行家，並且是德皇以及許多大諸侯的債權人。
他不但操縱著中歐的經濟，甚至也極大地影響著德國的政治局勢。但是，德意志帝國經濟上的致命弱點，則是發展的不平衡和經濟上的嚴重分散，大城市都處於邊疆地區，主要經營對外貿易，相反地，對國內貿易則極不關心，也正因此沒能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因此，也
“沒有一個城市象英國的倫敦一樣發展成為全國工商業的中心。”
在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的支援下，當然也就無力進行在海外殖民掠奪方面的競爭。因此，德國的經濟較前雖已有長足的進步，但與同時期的法國、英國等先進國家相比，還是相差甚遠的。
德
國經濟上分散性的特點，決定了德國政治上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的局面。
德國同當時中央集權制的英國和法國相反，實際是一個獨立的諸侯國的大聯合。宗教改革前，在德國除七大選侯外，還有十幾個諸侯，二百多個小諸侯，上千個帝國騎士，他們各自獨立，成為國中之國。諸侯、騎士和城市市民經常混戰，或同德皇對抗。國內又復關卡林立，僅從美因斯到科倫不足二百公里，就有關卡十三處之多。德國的貨幣繁雜，達千種以上。政治分裂和封建混戰，嚴重地阻礙了德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十六世紀初，德國的階級矛盾也同樣十分複雜和尖銳。在封建貴族內部，統治的階層是帝國諸侯。他們在領地內有收稅、司法和鑄幣等特權，並擁有常備軍。他們對上要求分權，對下則實行集權，同德皇、教會互相對抗，殘酷壓榨農民，反對任何社會改革。低階貴族（即騎士），隨著槍炮的應用和步兵作用的增長，其作用和地位日趨沒落。騎士反對諸侯跋扈，嫉視教會富有，希望統一德國與王權強大，但是，
騎士又是個必然要竭力維護封建農奴制的階級，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援，而只能孤軍奮戰。
天主教會，作為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同時又是最大的地主階級來說，內部也有嚴格的教階制度，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長等高階教士是特權階層，靠搜刮民脂民膏養肥了自己，是當時德意志帝國各階層共同嫉恨的主要物件。
但是，在城鄉中的一般僧侶傳教士，屬於低階僧侶，並多為平民出身，收入微薄，與下層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交往廣泛，由於他們低下的社會地位，又屬於知識分子階層，因此往往可能參加人民的反抗鬥爭，併為反抗鬥爭提供理論人材。
城市內階級結構的變化也很大。
城市貴族把持政權，多與諸侯有聯絡，共同鎮壓人民的反抗。
市民階級包括手工業主、商人和新興的手工工場主。他們要求發展工商業和資本主義，主張結束封建分裂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建立“廉儉教會”。城市居民的下層是平民，包括貧困的手工業者，幫工、日工，他們積極參加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但當時還未形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
被壓在社會最下層的是佔全德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廣大農民。
十五世紀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主不斷增加地租和徭役。有些地區，尤其是在西南部，封建主力圖將自由農變成依附農，將依附農再變為農奴，還強佔殘留的村社附屬地。封建主任意蹂躪農民及其妻女，農民稍有反抗或不滿，封建主就施以割耳、劓鼻、挖眼、截指斷肢、車裂等酷刑。此外，農民還要受商人的剝削和高利貸者的盤剝，因此，農民是當時德國最革命的階級，他們迫切要求改變歷史現狀。
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德國在各種複雜的矛盾中，
教會封建主是各階層共同痛恨的物件
。德國的天主教會不僅據有宗教特權，並且高階僧侶往往同時就是大封建領主，他們佔有全德土地的三分之一。教會不僅徵收貢賦，要求農奴執行各種封建義務，還利用宗教手段，如徵收什一稅、出賣聖職、出售聖物、出賣贖罪券……等等欺騙訛詐的手法，恣意榨取人民的血汗。據統計，十六世紀初，羅馬教廷每年從德國榨取的錢財多達三十萬古爾登之巨，這個數目比德皇的年收入還要多好幾倍。因此，德國在當時有“教皇的奶牛”之稱。
由於德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密切的經濟聯絡，教會上層分子在德國所享有的特權，以及教會封建主掌握著巨大的財富和土地，過著極其
奢侈淫糜的
生活，因此，
在德國反封建剝削、反羅馬教廷、反抗天主教會特權統治的鬥爭是結合在一起的，所有的鬥爭集中表現為反抗天主教會的鬥爭。
早在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之前，農民反封建主的起義鬥爭就此伏彼起。
1476年，法蘭克尼亞的數萬農民在牧人
漢斯·貝海姆
領導下舉行了起義。自1493年起三十年間，農民在“鞋會”的旗幟下，多次發動了起義。1502年，“鞋會”起義不僅主張廢除農奴制，而且提出了沒收教產分給人民和建立統一的君主國的要求。1503年春，在士瓦本出現“窮康拉德”組織，其成員包括逃散的一部分“鞋會”成員。1514年“窮康拉德”也曾發動過武裝起義。上述各次起義雖都遭到了鎮壓，但社會基本矛盾仍然十分尖銳，更大的鬥爭風暴正在醞釀當中。
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德國的階級關係和社會矛盾極為複雜和尖銳，當然主要矛盾是廣大農民和封建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但因當時各種矛盾的焦點集中在教會問題上。所以德國大規模的反封建的鬥爭，便在宗教改革的旗幟下爆發了。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十六世紀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是以1517年路德公開反對出賣贖罪券為直接導火線而爆發的。
十六世紀初，德國宗教改革的鬥爭形勢已經成熟。農民反對天主教會的殘酷壓榨，新興資產階級反對教會把大量金銀輸往羅馬，要求建立本階級需要的教會，大小諸侯企圖瓜分教產，因此教會問題成為眾矢之的，矛盾已經象火藥桶那樣一觸即發，而馬丁·路德則是這場大爆炸的點火人。
德國宗教改革的首創者
馬丁·路德
（1483-1546年）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先後在愛爾福特大學和維登堡大學學習，深受人文主義思想影響，他當過修道士和牧師。1508年起任維登堡大學神學教授。路德初期的宗教改革觀點以《聖經》為依據，主要是：（一）“信仰得救”。主張靈魂得救要靠個人的虔誠信仰，“聖禮”不是主要的，更不需要教士的監督和干預。（二）聖經高於一切。（三）要求建立廉儉教會。廢除教階制和繁雜的禮拜儀式。
1517年，羅馬教皇立奧十世以修繕聖彼得大教堂為名，派人到德國兜售贖罪券，路德寫了《九十五條論綱》，於10月31日貼在維登堡教堂門口，公開反對販賣贖罪券，並要求公開辯論。《論綱》雖然沒有反對教皇，但在德國人民普遍不滿的形勢下，
“路德放出的閃電引起了燎原之火。整個德意志民族都投入運
動了。”
1519年，在各地宗教改革運動支援下的路德，逐漸堅定起來。6月，他在萊比錫的辯論中，公開支援約翰·胡司的觀點，否認教皇權力，宣稱教會可毋須教皇而存在。
1520年8月至10月間，路德先後發表了三篇著名文章：
《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貴族書》、《關於基督教自由》和《教會的巴比倫之囚》
。三篇中以第一篇為最重要，它是路德的政治綱領。文中號召德國貴族聯合起來，“反對教皇，解放德國”。路德主張君權至上，他宣稱：世俗權力是上帝所派，對教皇、主教和神甫都有權懲罰。他認為聖經高於教皇和教會，應建立德意志帝國教會，拒絕向羅馬教廷納貢。後兩篇是路德的宗教綱領。主要內容是講人靠信仰得救。他說：“只有信仰，並且有效地運用聖經，才能得救”。路德反對把信仰說成理性，反對自由解釋宗教問題。
羅馬教皇宣佈路德的學說為“
異端
”，並勒令開除路德出教，但路德在人民的支援下，於1520年12月20日，在維登堡當眾把教皇的勅令投入火中燒燬。
德皇查理五世
曾把天主教做為鞏固統治的重要工具，同時由於對法戰爭需要教皇的支援，因而反對宗教改革。1521年4月，查理五世在沃姆斯的帝國會議中對被召而來的路德施加壓力，逼他承認錯誤。路德在會上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和見解。會後，皇帝下令逮捕路德時，他改名換姓，躲到薩克森選侯的瓦德堡中。路德在瓦德堡期間，把聖經從拉丁文譯為德語。1522年9月，德文字《新約》正式出版。它不僅使人民大眾可以直接引用聖經中個別章節、字句做為社會要求的根據，同時由於譯文在結構、形式及詞彙方面較新，因而對德國方言文學的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沃姆斯會議後，德國的反教會鬥爭發生了分裂。
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廣大農民和平民要求改變現存的社會制度，其中一部分激進者主張廢除私有財產，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甚至醞釀發動武裝起義。
這時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路德身上充分暴露出來。在革命風暴面前，路德於1521年12月發表文章告誡全體基督徒嚴防暴亂和煽動，他鼓吹“合法的前進”。在德國，1522-1523年爆發了騎士起義，但以失敗而告終。以德皇、大主教及部分諸侯為首，城市貴族也包括在內的反動的封建天主教陣營，加緊了對人民的鎮壓，各地人民群情激憤，宗教改革運動進一步高漲起來。
托馬斯·閔采爾和人民的宗教改革
閔采爾（1489-1525年）出身於一個鑄造錢幣的小手工業者的家庭。相傳他父親死在施托爾堡伯爵的斷頭臺上。他少年時深受“鞋會”鬥爭傳說的影響，立志改造德國社會。十五歲在中學讀書時，組織過秘密團體，反對馬格德堡大主教，十七歲入大學專修哲學和神學，獲神學碩士學位。他精通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受過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又不滿於人文主義者對勞動人民的冷漠態度。閔采爾結交了許多貧苦農民、貧民、礦工、紡織工和印刷工人為摯友。他走遍了幾十座城市和數百個村鎮。目睹了人民的疾苦，他利用自己下層傳教士的條件，廣泛展開了關於宗教改革的宣傳活動。
1517年，德國宗教改革活動之初，閔采爾曾積極擁護過路德的主張。他對路德調子越來越低的不滿是有個過程的。直到1520年7月13日他在給路德信中還對路德加以誇讚，說路德是：“尊崇的朋友中的榜樣和燈塔”。閔采爾自1520年4月擔任茨威考城一個教堂的神甫後，在同礦工、貧苦農民的密切接觸中，他的觀點更加激進，當路德的三篇綱領性文章發表之後，閔采爾便同路德公開分道揚鑣了。
從1520年以後，閔采爾的宗教改革觀點更加革命化。
他在傳教中不僅揭露天主教會的高階僧侶，而且也抨擊世俗權貴和一切剝削者，說他們是“不敬上帝的人”。閔采爾的政治綱領是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千年天國”。
這是閔采爾的革命學說的目標和中心。什麼是“天國”呢？“天國”就是指“沒有階級別，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而已”。閔采爾還主張：信徒的使命是要把天國在現世上建立起來，即是要在生命中追求。閔采爾的學說中最激進之處是他強調人類得救的關鍵是要用“大震盪”（“大打擊”）的方法，實際是暴力革命的手段去建立地上的國。
此外，閔采爾主張人們信仰的主要源泉不是聖經，而是“人的理性”，他甚至說過：
基督也是人，只不過是人的導師和預言者而已。
閔采爾的思想要求及其泛神論的因素，同路德侷限於宗教領域內“信仰得救”的觀點以及“廉儉教會”的要求相比要進步得多。閔采爾在實踐上不僅倡導人民的宗教改革，而且自始至終站在反封建的階級鬥爭的最前列。路德則迥然不同，路德從妥協、動搖到依附諸侯和後來的攻擊農民戰爭，充分證明閔采爾的激進和路德的兩重性是根本不同的。
從1520年4月到1524年8月，閔采爾先後在茨威考城、捷克的布拉格以及德國東部小鎮阿爾斯特德，廣泛組織和發動群眾掀起革命鬥爭。閔采爾在進行宣傳活動中同路德針鋒相對。
路德要求薩克森選侯“驅逐閔采爾及其擁護者，用鐵拳鎮壓他們”，閔采爾則痛斥路德這個“說謊博士”是“維登堡的行屍走肉”。在閔采爾等人的積極宣傳、廣泛組織和發動下，德國農民戰爭爆發了。
宗教改革的發展
在德國，利用路德教吞併了天主教會土地的諸侯，稱之為新教諸侯。
他們簡化了豪華的教會儀式，撤除了聖像並取消了對聖靈等的跪拜。
路德派的新教成為諸侯加強獨立政權的工具。管轄新教會的機構直屬於諸侯。這樣一來，
德國諸侯封建分裂的政治要求以及地方集權統治的權力大為加強了。
德皇以及天主教諸侯企圖在德國恢復天主教會的完全統治，因而同新教諸侯展開長期鬥爭。新教諸侯在1531年結成了反對皇帝的“士馬爾卡登同盟”。
在同德皇的戰爭過程中，新教諸侯最初曾失敗，帝權一度增強。
後來由於某些天主教諸侯也聯合起來和新教諸侯一道反對德皇，並且取得了法國國王的武裝支援，才在1552年戰敗了皇帝的軍隊。經過談判，
1555年，德國皇帝與諸侯簽訂了“奧格斯堡宗教和約”，規定了“教隨國定”的原則；承認新舊教平等，從此，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一致通過了“在誰的國家裡，就信仰誰的宗教”，諸侯有權決定臣民的信仰。
至此，路德派新教會最後確立了。德國出現了兩大諸侯集團，北部和東北部屬於路德教諸侯集團，南部和西南部屬於天主教諸侯集團。
德國的封建分裂局面更加嚴重了。
宗教改革不僅限於德國。十六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路德教派已傳入北歐各國。挪威（1536年）、丹麥（1537年）、瑞典（1541年），都相繼改奉了路德教。普魯士的條頓騎士團領地還俗成為普魯士公國後，那裡也流行路德教。在英、法、波、匈等國內，路德教也得到了一部分信徒。德國南部的瑞士，曾把宗教改革活動更向前推進了一步，產生了新教的新系統和新組織－－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影響更大。西歐各國由於歷史情況不一，各國宗教改革的背景程序和結果也不盡相同。加爾文教在西歐傳播甚廣。
十六世紀瑞士聯邦境內的政治經濟情況比較複雜。瑞士聯邦政治上鬆弛和軟弱，使得瑞士成為鄰近各大國的政治工具。
德國皇帝、羅馬教皇以及法國國王都利用瑞士農民為僱傭兵。瑞士的資產階級，這時在一些城市中逐漸掌握了政權，下令禁止人民為別國充當僱傭兵。
瑞士的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渴望國家中央集權，因而需要加爾文教。加爾文教在瑞士不僅成為政治變革的工具，而且表現為資產階級向封建主作鬥爭的宗教組織。
瑞士新教的創始人加爾文（1509-1564年）本來出生於法國。他在巴黎時受過路德教影響。
因新教徒受法國政府迫害，乃流亡於瑞士，長期定居於日內瓦進行傳教活動。加爾文在1536年發表《基督教信仰典範》一文，對新教原理作了系統的闡述。加爾文象路德一樣，主張“信仰得救”，建立“廉儉教會”，但觀點比路德更為激進。加爾文提出了一種“先定論”的說法，認為人的得救與否不是靠齋戒、懺悔、赦罪等善行，而完全依賴上帝的先定旨意。他說從創世時代就有“選民”和“棄民”之分。“選民”註定成功得救，“棄民”註定受窮和失敗。很明顯，加爾文企圖以宿命論來掩蓋剝削的實質。
他要人們相信某些人的發財致富（如銀行家、富商和新興工場企業主等），因為他們是上帝先定的“選民”。他甚至把殖民制度也說成是“上帝的安排”。這種宗教學說，反映了十六世紀歐洲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狀況。
從1541年起，加爾文成為日內瓦教會的領袖。加爾文的教會組織，既不屬教皇，也不屬於諸侯，而是由選舉產生的長老管理，長老一般都是富有的市民。加爾文教在日內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新政權對人民的進步思想概不寬容，人稱加爾文為新教教皇，日內瓦是新教的羅馬。加文教對不同信仰的人同樣採取放逐和死刑的辦法，或開除教籍和下獄。加爾文教在資本主義發展迅速的地方得到廣泛傳播，它幫助資產階級開展反封建的鬥爭。恩格斯分析道：
“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併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
外衣。”
宗教改革的發展，嚴重打擊了天主教會。
十六世紀時的歐洲，封建制仍占主導地位，天主教同新教的鬥爭十分激烈。當時的情況是：德國北部和中部的諸侯多信路德教，北歐丹麥、挪威、瑞典三國經過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也改信了路德教。加爾文教在瑞士、尼德蘭、英、法及德國西南部迅速傳播。
而天主教會在德皇和西班牙封建反動勢力的支援下，力圖挽回局面，進行了一系列反宗教改革的活
動。
一方面拉攏天主教的王公貴族，承認其在宗教事務上有更大的權力；另一方面，從天主教會內部進行整頓，懲辦貪汙腐化，瀆職和不守教規的教士，藉以提高天主教的威信。天主教會在1545-1563年間，在特稜特陸續開過三次宗教會議，重申決不與新教妥協，宣佈所有新教均為異端、天主教的主張和儀式完全正確，教皇是教會的最高首腦。
此外，對出版物嚴格檢查，經常開列“禁書目錄”；設立神學院，培訓對天主教忠心服務的神甫，加強宗教裁判所的活動，嚴懲“異端”。
在天主教會反宗教改革的活動中，耶穌會是一個重要組織。西班牙貴族伊格那提·德·羅耀拉（1491-1556年）是該會創始人。
耶穌會於1534年組成並開始活動，1540年經羅馬教皇正式批准。
結語
耶穌會成立初期的格言是：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耶穌會士不穿僧衣，不住寺院，深入到社會各個階層之中，開辦學校、醫院，還鑽入宮廷，結交權貴，任高階官職，竭力破壞新教活動。在中國明朝末年來華傳播天文、數學等的西方傳教士利馬竇、南懷仁、湯若望等人都是耶穌會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