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禮蔭補官員制度經歷了真宗、仁宗、南宋三個階段的演變——真宗初定蔭補法令、仁宗在其基礎上對蔭補年齡人數等加以規範、南宋在放寬對官員蔭補文武限制的同時，進一步控制大禮蔭補官員人數。

其中，每一階段的變化都對宋代官員，家庭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宋代經濟高度發達，土地已不再成為官僚地主經濟上的長期保障，官本位思想在這樣一個時代體現得淋漓盡致。

宋代官員多以政治起家，為家庭成員儘可能多地謀求官職，成為其維護家族長盛不衰的首要選擇，而大禮恩蔭恰恰滿足了官員家庭，這一方面的政治需求。

但由於大禮蔭補人數眾多、蔭補官員子孫素質低下、部分科舉入官者，對蔭補官員的另眼相待等原因，使得蔭補出身者社會評價極低，因而官員後代中一些，真正有學問的有志之士，甘願放棄蔭補為官的捷徑，轉而以其它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這樣的官員子孫，只是眾多蔭補為官者中極小的一部分。

封贈制度在滿足官員光宗耀祖的同時，也構建了符合儒家倫理綱常的家內秩序，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官員的家庭生活。顯然，大禮封贈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者說法與做法之間的差別，一方面國家透過封贈給予官員，及其家庭成員無上的榮譽，滿足其光宗耀祖、顯親揚名的願望。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府也透過官員的這種心理實現，對其思想和行為上的控制，使其全心全意、盡職盡責地守護者政府的統治。總體而言，宋代大禮蔭補對官員家庭在政治上的維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作為最重要的祭祀禮儀，大禮對於宋代政治統治和社會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經過五代的百年動亂，世人似對皇帝的天子身份產生懷疑，更多的相信權力決定身份。

為使趙宋王朝的統治更具合法性，宋太祖建國之初，便發出了古禮亦不可廢也的感慨，企圖以禮儀背後所蘊含的政治含義，來向世人證明其王朝和天子身份的正統性。大禮作為皇帝親自參加的祭天禮儀，自然成為宋朝統治者彰顯其天子身份的最佳場合。

在這一場合中，宋朝統治者對其賦予了更為豐富的含義——為天下百姓及群臣給予恩惠。與大禮的宗教內涵相比，這一賞賚內容甚至成為其更為重要的一個環節，與其說宋代的親祀大禮是宗教活動，不如說是以宗教形式而舉行的政治活動。

忽略大禮的宗教意義，在這樣一個可以彰顯皇帝天子身份正統性的場合，對天下百姓、文武官員及軍隊進行的一切賞賜，都冠以了皇帝的名義，無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同時也以給予群臣恩惠的賄賂方式，獲取了官員對其統治的支援。

宋代統治者從建國之初，便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思想，與士大夫治天下。而統治者若想達到這一治國效果，則需從政治地位、經濟利益等各方面儘可能地滿足官員的慾望，郊祀大禮無疑滿足了這一點。

在每次的親郊大禮中，統治者給予在朝官員的恩惠包括三個方面：錢物賞賜、恩蔭及封贈。由此可見，對於宋朝官員來說，一個郊祀大禮，便恩澤了其上下幾代人，惠及經濟、政治、榮譽等各個方面。

宋代大禮，為官員家庭帶來一系列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特權，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朝官員的慾望與訴求，也正是因為這一系列的賞賜，使得宋政府面臨了一些新的危機。

錢物賞賜使得政府財政陷入危機，大禮恩蔭加劇了本來就已存在的冗官局面。面對這樣的局面，官員群體的態度卻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面不捨得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失，另一方面又為宋政府的統治深深的擔憂。

大禮與官員家庭生活，看似是單方面的賞賜與被賞賜的關係，實則官員的態度也影響了大禮部分內容的變更。在官員群裡這種矛盾的態度中，宋朝統治者著手對大禮賞賜進行調整，減少大禮錢物賞賜數額，規範大禮恩蔭及封贈格式，但卻始終未取消大禮這些恩賞內容，究其原因，無外乎便是不想損害官員的各方利益，以官員的支援換取其統治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