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知道，“封建”的第一個步驟，是“武裝殖民”。那麼，“武裝殖民”以後，周王室又是怎麼管理這些諸侯的呢？

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魯公伯禽到了魯地三年以後，才向他的父親周公旦彙報魯國的政績。周公旦不解地問他說：“何遲也？”伯禽回答道：“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相比之下，太公封於齊，只過了五個月，就親自到京城，向周公旦彙報工作。

周公旦又問太公說：“何疾也？”太公回答道：“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太公得知伯禽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從魯地回來報政以後，不禁感嘆道：“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後來，太公的預言果真實現了，縱觀整個周代的歷史，一直都是“齊大而魯小”。不過，這並不是重點，我們應該看到的重點是：齊和魯都在東方，遠離周人傳統的勢力範圍。周人向東擴張，並沒有固定、統一的辦法；如何經營，是由分封到那裡的國君來決定的；尤其關鍵的，是決定和當地原有居民之間的關係。

魯後來成為了周文化的重鎮，並在春秋戰國亂局中，以堅持周文化的傳統見稱。孔子立志恢復周文化傳統的立場，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於他對魯的認同。耐人尋味的是，在《禮記·孔子閒居》和《孔子家語》中，有一段孔子死前的記錄，說孔子夢見了自己逝世以後，在“兩楹之間”被祭拜。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祭拜禮儀。其中，周人是在“東階之上”，表示已經去世的人仍擁有主人的身份；而商人則是在“兩楹之間”，表示人在去世之後，靈魂就變成了客人。孔子夢見自己是在“兩楹之間”受祭，間接肯定了自己是商人之後。另外，魯有特殊的“亳社”或這“亳裡”。這都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

從名稱上來看，“亳”就是殷商的城市名稱。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魯的文化，和商人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東方本來就是商人的起源地，住有商人的後裔，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這樣一個地方，後來竟被轉化成了周文化的重鎮；一位很可能擁有商人血統的孔子，竟然成了最重要的周文傳統的守護者。這讓我們體會到了周人的封建制度在這裡創造的驚人的改造成績。

齊和魯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東周的文獻上，和齊有關的記錄，都凸顯了這個地方的不馴和奇怪。許多不守禮的行為，都是由齊這個地方的君王做出來的。

一般認為，會有如此戲劇性的情境，若要追溯上去，恐怕就是太公和伯禽兩人最初的治國理念不同所導致的。

再來，因為周人相信“天”，所以他們管人間的最高統治者，叫做“天子”。經過一次“策命禮”以後，天子會將一塊土地和一部分人民交給一個領袖，讓他去進行武裝殖民。這個人忠實地執行了任務，並在新的地方初步站穩了腳步以後，便要再進行一次“策命禮”，將自己所分到的要經營的地方其中的一部分，分給另一個人，叫他帶領另外一部分人，前去安定、統領。這就是西周的封建。

西周的封建是分層的，是一層一層分封下去的。雖然剛開始的時候，分層只是一項原則，沒有規定具體要分幾層，也沒有規定一定要怎麼分，但“天子”管轄他所分封的諸侯，諸侯管轄他所分封的卿大夫，這樣的基本統治模式，早早便確立了。

那個時候當然沒有整齊的“公侯伯子男”五爵制，因為五爵制是在東周的時候才固定下來的。不過，我們可以從來源上，把這五爵分成兩組。其中，

“公”、“伯”、“子”是一組，它們顯然是親族之間的稱呼。

親族的稱呼轉化為爵稱，顯示了這是由父親封給兒子，甚至是由兒子封給父親的過程。而另一組則是“侯”和“男”，它們是來自於軍事的名詞。這顯現了另外一種分封的來歷——軍事行動的指派。剛開始的時候，周王室派某個人，帶著一支武裝力量，去到一個地方，負責守衛這裡，或許並沒有分封的用意。後來，這樣的“侯”因為在這個地方防衛久了，所以在軍事任務之外，開始承擔起了理民的責任，才逐漸變得和分封一樣。

到了一個新的地方，雖然負責治理這個地方的諸侯，可以將這塊區域分割開來，封給自己的兒子、父親，或者軍事的統帥，但他卻不能將自己的位子直接傳給兒子或者者是其他人，因為他的位子來自於天子的“策命”，任命權仍然在天子的手上。

這人去世之後，要經由天子，才能把位子交給他的後人。這樣的程式，叫做“承嗣再命”。伯禽到魯，成了魯公。他逝世之後，他的兒子不能自動繼承為魯公，必須要先回到宗周，由天子進行新的“策命禮”，才能成為魯公。這是最重要的儀式，保證了天子作為權力中心的地位。

天子對諸侯是如此，諸侯在自己的領土中，對卿大夫也是如此。

分封出去的卿大夫逝世之後，諸侯也會在形式上收回權力，透過“承嗣再命”，才將權力轉交給死去的卿大夫的兒子。

雖然權力幾乎都是交給死者的子嗣，但這一制度設計的本意，其實是上層的分封者可以將權力交給其他人。周人用這種方式，才能夠讓封建制度那麼的長久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