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政風”之變唐代中葉以降，方鎮之勢日橫，社會險象環生，終於走向滅亡。至於五代，戰禍紛起政治更趨混亂。趙匡胤在“陳橋兵變”中登上帝位，統治基礎薄弱，故而處心積慮地尋求安邦治國之道。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頒行了一系列嚴防文臣武將以及外戚、宦官擅權專政的措施，諸如設定參知政事和樞密使以分相權，“杯酒釋兵權”以去肘腋之患，置通判以“監州”，各路設“監司”以收攬地方之權等。宋太宗即位的第二天在“大赦天下”的詔書中說：“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
清靜無為”之術為治國的思想
宋代後來把那些“不敢逾越”的祖宗之制稱為“家法”或“祖宗家法”。在穩固政權的基礎上，北宋前期統治者提倡儒釋道“三教”合一，以之作為輔佐統治的工具，又標榜黃老“清靜無為”之術為治國的思想。七八十年間，因循守舊、不知變化的“俗儒”之氣瀰漫著整個官場，形成政治風尚的最大特色。宋初，趙普為相，不喜興立事端，在政事廳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之於通衢。”這無異昭告天下：一切以安靜無事為上，大家循默無為地過日子吧！真宗任命高官的標準是：“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
曾對宰相張齊賢、李沆二人說：“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爾。”在統治者的著意提倡下，因循守舊的政治風氣瀰漫了整個朝廷。由於“士大夫以衝晦自養”，“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使得“人人因循，不復奮勵”，故而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宰相李沆自稱“報國”之道是“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亦曾拜相的宋庠（諡元憲）任上無所建明，史載：“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諸如“渾厚”“清淨”“重厚”這些字眼，在北宋前期的含義不言而喻。
“無為而治”的黃老政治風
這種所謂“無為而治”的黃老政治風氣，不過是掩蓋碌碌無為的苟安政治而已。誠如朱熹論太宗、真宗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過“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則“東封西祀，靡費鉅萬計，不曾做得一事”。循默苟且的政治風氣瀰漫了整個官場。在苟安政治之下，社會危機潛積而累，社會矛盾日益加深。歐陽修指出：“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墮寬馳，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寇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在“太平”的表象之下，“有為者病之”，努力尋求變革之道。范仲淹得風氣之先，結合一批有志之士，縱論時下之務，吹響變革之音。天聖三年（1025）四月，時為九品官的他奏上《時務書》，要求“改作”說：“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矛頭直指守舊的執政大臣。天聖五年，丁憂中的范仲淹又陳《上執政書》，力言變革之道：“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以敏銳的洞察力揭示出一系列隱伏在“太平”下的深刻危機，歷史的程序正如范仲淹所預料的那樣，不十數年間，成堆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無為而治乃述古之風，不適於後世
面對“天下弊事極多”（朱熹語）的形勢，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斷，要求改革弊政的呼聲日國強烈起來。他們懷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志切救世，“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沉悶的政治空氣被打破了，引領和推動北宋政風之變的，正是後來慶曆新政的領導者范仲淹。景祐三年（1036），時任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向朝廷進獻政論四篇，多角度地對“清靜無為”煙幕下的苟安政治和守舊官僚集團進行了有力的批駁：其一為《帝王好尚論》說：《老子》所言的“無為而治”乃述古之風，並不適於後世。
據史而言，好問、好賢、好諫諍、好仁義、好恭儉，才是免除“喪亂之禍”的可靠保證，從根本上否定了數十年來無所作為的苟安局面，而且君王應該“身先教化”，樹立有所作為的新風。其二為《選任賢能論》說：“聖人以俊義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納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直指以“重厚質實”為尚的政治風氣，要求朝廷選任賢能之士，不能閉塞英雄能人之路。其三為《近名論》，批駁“黃老之道”提倡的無名無慾的消極思想，高唱儒家“名教”之說，激勵獻身社會、勇於建功立名為“國家之用”的思想風尚。
其四為《推委臣下論》，認為百官各有職司，“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該論主要針對長期任相的守舊官員呂夷簡穩操大權，進用顯要多出其門而言的，希望宋仁宗不可放棄自己的“人主之權”。“四論”譏刺時政，充滿了戰鬥精神，力掃無所作為的腐朽氣息，引起了朝野的巨大反響，為日後“慶曆新政”的實施打下了思想基礎。天聖年間（1023－1032），劉太后聽政，事多徇情，范仲淹多次抗章忤太后意旨，並斥責宰相呂夷簡輔佐無方，有損君德。范仲淹因忤上意多次受到貶責，然而他無所畏懼，以致被視為“怪人”：“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為怪人”。
範氏遭貶斥
然而名望益高，其引領政風之變，功載史冊：“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由此而帶動“國論為之一變”。從此輿論大起政治氣氛趨於活躍而一改舊觀，一時群臣紛紛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轍。面對社會危機的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擺脫困境，不得不啟用新銳之士，一批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儒者，懷抱宏揚“王道”的政治理想，使朝政有了新的氣象。慶曆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守舊勢力受到沉重打擊。
結語：
在此前後，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新派人物紛紛被進用。石介作《慶曆聖德頌》，歡呼一時的盛況。歐陽修作《朋黨論》，公開為“君子黨”正名。此時，議論蜂起，朝野動盪，侈談理想，傾言改革，一發而不可收拾了。政治風氣的大變，為慶曆新政的推行掃除了障礙，慶曆三年七月，宋仁宗把當時深孚眾望的范仲淹等人召入政府，責成他們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開創了正本清源的新局面，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北宋中期改革與變法由此展開，“慶曆新政”揭開了這一史詩般的偉大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