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前後兩次當皇帝，共君臨天下二十二年。其中第一次稱帝時年號為正統，當了十四年皇帝。復辟後改年號為天順，又當了八年皇帝。尤其是復辟後的稱帝，朱祁鎮貶斥了景泰帝朱祁鈺時期的朝廷官員，處死了被朱祁鈺委以重任的兵部尚書于謙、內閣大學士王文等人，使明朝的政治格局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此過程中大多數景泰朝被重用的官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嚴重的被處死或流放，可唯獨吏部右侍郎李賢逃脫了這次災難。他不但沒有被朱祁鎮降罪，還受到重用，以翰林學士和吏部尚書的官職入閣。
自從明成祖朱棣時期建立內閣制度開始，入閣便成為明朝文臣的終極政治理想。尤其是在仁宣二帝之後，內閣的權力走到巔峰，閣臣的政治地位堪比之前的宰相。所以文官們都以入閣為榮，將內閣首輔當作宰相來看待。因此皇帝對內閣學士人選的任命，也代表了他對皇權和朝權的掌控情況。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即位後的第一件事必然是調整內閣的人選，以達到對內閣權力掌控的目的。朱祁鎮復辟後也不例外，他將朱祁鈺時期的內閣大臣全部貶斥和降罪，換成了自己的心腹大臣。
可在新的明朝閣臣之中，李賢卻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在朱祁鈺時期，李賢就已經受到重用，官至從二品的吏部右侍郎，先後在兵部、戶部當過侍郎，受到名臣于謙的推崇。這樣的大臣按照慣例，應該是新皇帝排斥的物件。在於謙、王文等朱祁鈺時期的重臣被降罪處死的背景下，李賢這樣的大臣理應被牽連獲罪。然而讓人意外的是，朱祁鎮貶斥和降罪了絕大多數朱祁鈺時期的大臣，卻獨獨留下了李賢。李賢不但沒有獲罪，還升至吏部尚書，並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入職文淵閣，其地位僅在新任內閣首輔徐有貞之下。
朱祁鎮如此重用李賢，不但擁立他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想不到，就連朝廷老臣們都感到意外。從功勞上看，李賢自然是是比不了奪門之變中擁立朱祁鎮的文官武將，也不如朱祁鈺時期全力維護朱祁鎮和皇太子朱見深的王直、胡濙等人。就這樣一個看起來對朱祁鎮沒有太多功績的人，竟然逃脫了復辟後的政治追殺，還入閣成為內閣學士，實在是讓很多人大跌眼鏡。朱祁鎮這種反常操作也讓很多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然而從天順朝八年的政治變換來看，卻體現出他手段的高明之處。
結合天順朝八年的史料，尤其是曹石之變前後的政治動盪來看，朱祁鎮重用李賢的目的，就是為了除掉權傾朝野的奪門之變三大功臣。奪門之變後，徐有貞、石亨和曹吉祥被認為是三大功臣，成為朝廷權力中最大的三人。徐有貞為內閣首輔，掌握了最大的權力。石亨作為軍隊和勳貴集團第一人，掌握了京營十團營和禁軍的兵權。曹吉祥是太監，成為內官之首，掌握了宮內的大部分權力，權勢熏天與石亨並稱為“曹石”。由此可見，奪門之變後雖然朱祁鎮復辟稱帝，但皇權並不掌握在他手裡，皇帝的地位兵部文件。
在這樣的局面下，朱祁鎮自然要有所操作，逐漸地收回皇權，否則皇帝就是有名無實的傀儡。為了收回皇權，朱祁鎮在三大功臣中安插了三枚棋子，其中之一便是榮升為翰林學士的李賢。而李賢進入內閣也成為限制三大功臣的權力，促使曹吉祥和石亨聯手對付徐有貞的關鍵所在。
如果說徐有貞成為內閣首輔靠的是奪門之變的謀劃和功績，那李賢入閣則完全靠的是朱祁鎮的寵信。徐有貞在奪門之變中聯合石亨、曹吉祥等人，推動擁立朱祁鎮復辟，其功勞自然是文臣之首，理應成為內閣首輔。從內閣的權力機構設定來看，李賢的權力卻不住徐有貞之下。
徐有貞作為內閣最高的決策者，自然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和權勢。可從李賢掌握的權力來看，雖然地位較低，卻剛好卡住了徐有貞的權勢。他在內閣的地位雖然不如徐有貞，卻在
權力
上處處佔據先機。李賢是吏部尚書，所有官員的任命必然先走吏部流程，才能進入內閣討論。徐有貞雖然是內閣首輔，但要任命自己的心腹也得走這個流程，如此以來徐有貞就沒辦法獨自把持所有的內閣權力。同時李賢又是翰林學士，這個職位在明朝非常不一般，他掌控著朝廷的一個關鍵機構制敕房，這是起草和下發聖旨的機構。
不經過制敕房和內閣，直接從司禮監下發的聖旨叫做中旨，是不具有完整法律效力的。不但內閣和六部、六科的官員有資格封還中旨，就連地方上也可以將其束之高閣。李賢掌握了制敕房，也就掌握了聖旨下發的通道。這樣一來徐有貞想要把持朝政，就卡住了傳達命令的主要途徑。同樣權傾朝野的曹吉祥和石亨也沒辦法走正常途徑下達命令，只能從司禮監攫取私人權力。這樣三大功臣的權力都受到了限制，而朱祁鎮則掌控了其中的關鍵點。這個關鍵點的掌握，為朱祁鎮除去徐有貞、曹吉祥和石亨三人佔據了政治上的先機。
李賢在內閣不但能夠掣肘三大功臣的權力，也挑起了三大功臣的內鬥。從永樂年間開始，文官集團和勳貴集團就已經開始了明爭暗鬥。在仁宣二帝時，朝廷重用文官集團，使得勳貴集團受到很大的打擊，雙方的矛盾日漸加深。徐有貞願意和石亨、曹吉祥共同策劃和實施奪門之變，是為了政治投機，透過復辟皇帝而得到朝廷權力。他掌握內閣後，便開始與武將勳貴爭奪權力，這其中曹吉祥、石亨便是首當其中。於是這兩人聯合起來對付徐有貞，雙方鬥爭非常激烈。李賢在此過程中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借曹石二人之手，除掉了徐有貞。
徐有貞被除掉，奪門之變後依附於他的文官便樹倒猢猻散，內閣和朝廷則完全被朱祁鎮所掌控。有了這個大的根基，朱祁鎮對付曹吉祥和石亨就容易多了。明朝的大多數權力都來自於朝廷，掌控內閣就是掌控朝廷，這對與朱祁鎮來說是佔據先機了。石亨和曹吉祥雖然權勢熏天，在軍隊和錦衣衛中安插了不少親信，但所有流程都得從內閣過。朱祁鎮從內閣權力上限制了他們，又抓緊了錦衣衛的權力，石亨和曹吉祥就成了砧板上的肉。可惜這兩人居然看不出來這手段，糊里糊塗地被逼到了絕境，最後政變不成而身死。
對於上述分析，有人提出了疑問，為什麼朱祁鎮如此信任李賢，讓他在內閣承擔瞭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實這個事情還得從李賢的出身，和土木堡之變說起。李賢是宣德八年的進士，在正統初年收到朱祁鎮的重用，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是他和內閣首輔楊士奇有矛盾。當時三楊內閣把持朝政，年輕的朱祁鎮就是擺設皇帝，朝廷大臣紛紛依附於三楊內閣，使得朱祁鎮非常不滿。恰好年輕的李賢卻不給楊士奇面子，在朝廷上多次駁斥內閣的政策，於是受到朱祁鎮重用，先後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和吏部文選司郎中。
土木堡之變前，朱祁鎮想要御駕親征，受到朝廷大多數大臣的反對。朱祁鎮一意孤行，並要求六部派侍郎以上的官職隨行。當時的吏部侍郎稱病不行，李賢則扈從朱祁鎮出征。收來土木堡明軍崩潰，數十萬大軍全軍覆滅，李賢等少數大臣逃過劫難，歷盡艱難才回到北京。可以說他是景泰朝大臣中，少有的既參加過土木堡之變，又受到于謙和朱祁鈺重用的文臣。從政治派系上看，他又是參與擁立朱見深為太子的文官。從年齡上看，不但資歷豐厚，而且正當壯年。這樣的經歷讓他成為朱祁鎮的首要選擇，並認為是可以託付朝政的物件。
朱祁鎮由於被軟禁了八年，所以在朝廷中可信任的物件不多。像王直、王驥、胡濙等人雖然資歷和地位都很高，但要麼病死，要麼致仕，沒辦法出任內閣學士。正當壯年的官員，大多數是朱祁鈺和于謙提拔的，自然不能重用。而少部分卻也依附於奪門之變的三大功臣，所以朱祁鎮的選擇不多。李賢既是正統朝的舊臣，又曾經硬剛楊士奇，還隨駕出征土木堡，還正好身在壯年，符合了朱祁鎮的各項需求。由於兩人有過同時落難的經歷，反而使李賢得到了朱祁鎮的信任，讓其出任翰林院學士，承擔了掣肘徐有貞的重要責任。
綜上所述，朱祁鎮在大批景泰朝的重臣之中只留下李賢，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從復辟之初便已經決定要拿下三個奪門之變的大功臣，但在操作上卻是用盡了各種政治鬥爭的手段，而這些手段的關鍵就是李賢。雖然他還安插了嶽正和逯杲兩顆棋子，但他們起到的作用遠不如李賢。而李賢也正是因為幫助朱祁鎮奪回皇權而受到重用，一直到去世他都作為朱祁鎮的心腹重臣。甚至在傳位給太子朱見深的問題上，李賢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保證了明朝政權的平穩過渡。因此他在天順和成華兩朝的聲譽極高，被認為是“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