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楠（孵化營作者）
秦統一六國的道路上誕生了一大批牛人：主持變法的商鞅、提出“遠交近攻”的范雎、推行“連橫”策略的張儀、奇貨可居的呂不韋、成就長平之戰的白起、傾國滅楚的王翦……
其實還有一個低調的戰略家。他遠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前100多年，就謀劃了秦統一天下的路線，一語道破中國統一的密碼。
01 路線之爭
秦惠文王九年，秦國的朝堂之上出現了一場關係到國運的路線之爭。
西南方的”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同時，鄰國韓國又興兵伐秦。到底是引兵伐蜀，還是去攻韓，秦國的政界和軍界針鋒相對。
政界的代表是大名鼎鼎的張儀，他主張伐韓。
張儀認為秦國的鄰國之中韓國最弱小。
所以，秦國應當集中力量攻擊韓國的新城、宜陽兩座重鎮，而後乘勝逼近周王室的近郊。到時君王挾大兵壓境之威，可以宣佈周王室的罪狀，逼迫天子交出象徵天命的九鼎。相反，蜀國地遠民稀，就算勞師遠征攻下蜀國，也對秦國沒什麼好處，伐蜀不可取。
秦的戰略目標是得九鼎，挾天子而令天下，帝業可圖。
這個策略幾乎可以看作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前身。但有些“心急吃熱豆腐”的感覺，韓國雖然弱小，但秦國一旦對韓國用兵，會否引起連鎖反應，變得腹背受敵？
就算真的能夠挾持周天子，以秦國當時的國力真能夠擺佈東方六國？
但惠文王聽了不置可否，轉而諮詢軍方代表司馬錯的意見。
司馬錯雖然名聲比不過張儀，但戰略眼光完全不輸給張儀。
司馬錯一上來就指出，秦國的問題就是地小民貧，跟六國爭天下沒這個資本。現在就是要利用蜀國內亂的機會，打著伸張正義、禁止暴亂的名義，迅速佔領蜀國的地盤，增加秦國的實力。
司馬錯隨即駁斥了張儀“劫天子”的方案，認為這會招致諸侯的仇視且得不到實利。
他指出秦國眼下當務之急不是出函谷以爭鋒，而是儘快擺脫“地小民貧”的困境。
商鞅變法雖然讓秦國的國力有所提升，但領土狹小的局面並沒有改變。別說和楚、越兩大國相比，就是比之趙、齊也略有不逮，領土僅和魏國體量相當。
如果秦國越打越窮，它的強大將失去持續性，很可能陷入戰術成功而戰略失敗的陷阱。
司馬錯顯然看到了這一點，於是告誡惠文王：秦最需要的是增強實力，所以下一個目標應該是伐蜀，正所謂“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國繕兵”。
此時如果去攻打韓國，則會激起鄰國的抱團對抗，劫持天子又會背上惡名，成為眾矢之的，到時候韓國跟周天子合力號召楚國、齊國、魏國、趙國來幫助，秦國麻煩大了！
兩害相權取其輕，伐蜀頂多就是勞師遠征白忙活，而攻韓則可能引來六國合圍，惠文王會怎麼選擇，一目瞭然。惠文王最終選擇了司馬錯的建議，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極其英明，甚至直接改寫了歷史。
但伐蜀這件事確實不容易，張儀之所以抱怨伐蜀佔不到便宜，主要還是因為伐蜀的成本太高。
關中平原與成都平原之間隔著廣袤的秦嶺山脈，千年之後的李白還在吐槽”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你就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的巴蜀地區的交通有多難了。
秦嶺的山川地形與別處頗有不同——別處的山再陡峭也不過垂直而已，而秦嶺中則往往大於九十度，遮天蔽日的生長。
古代軍隊要翻越這樣的山嶺真與登天無異。
秦要滅蜀，必須要解決交通問題。
這裡就不得不再說下秦惠文王這個人，在剛踏上歷史舞臺的時候，他的形象非常負面。作為秦孝公的兒子，在商鞅變法的敘述話語中，他就是那個受到守舊勢力蠱惑，車裂商鞅的罪魁禍首。
▲《大秦帝國之縱橫》中的秦惠文王嬴駟
但在秦國富強的話語體系中，秦惠文王卻又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十九歲即位，雖族滅商鞅，卻不廢其法。當政期間，文有張儀連橫六國，武有公孫衍、樗裡子、司馬錯，北伐義渠，西平巴蜀，東出函谷，南下商於，為秦統一中國打下堅實基礎。
譬如，在攻打巴蜀的過程中，民間就流傳著秦惠文王的段子。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牛，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伐蜀強攻必定代價慘重，秦軍需要一條入蜀之路，以秦當時的國力，開鑿蜀道本不成問題，但問題是：面對入侵意味如此明顯的舉動，蜀國不可能毫無反應。如果他們派出一支軍隊駐守在崇山峻嶺上，修建蜀道的計劃便會如鏡花水月般破滅。
惠文王把鑿子、斧頭和鐵鏟交給蜀國，讓敵人自掘墳墓。
得知蜀王是個貪財之輩後，惠文王命人秘密打造五頭巨大的石牛，牛尾下方本應汙穢不堪的部位，竟赫然掛滿黃金。貪財的蜀王果真厚著臉皮開口，希望得到五頭“天牛”。
蜀王派來五名壯士，帶領千人開闢山路，即後世所稱的“五丁開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蜀王本紀》。
根據學者考證，這種說法未必可靠，但從傳說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出蜀道才是滅蜀的關鍵要素。
02 滅蜀的收穫
滅蜀之戰不可避免了。
公元前316年，
惠文王因苴王求救之機，派遣張儀、司馬錯領兵借道伐蜀，成功後轉而滅苴，不久後又消滅巴國。至此整個四川盆地全部納入秦國版圖。
歷史往往有些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兒。
譬如，秦惠文王時期的伐蜀之戰，縱橫家張儀是挺嫌棄的，他壓根看不上蜀國這窮鄉僻壤。就連秦惠文王本人都對伐蜀能對秦國的”富國強兵“有多少用處，沒什麼概念。
可越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越能顯現出司馬錯當年的戰略眼光。
首先，
最直接的變化是秦的版圖擴大了一倍多。
秦得蜀之美麗江山、豐饒物產，有其糧食、布帛、金銀，極大地增強了秦國實力。此後，秦國同時擁有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兩處“天府之國”，為統一的帝國奠定了穩固的基石。
前面提過，古巴、蜀都是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對四川盆地的開發一直停留在較為初級的階段。秦人接手後，為適應兼併戰爭的需求深度開發土地，四川地區很快迸發出驚人的能量。
秦昭王時期，又有李冰父子修都江堰。這一超級水利工程讓四川成為帝國引擎，不僅為秦統一六國，更是為中華文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自公元前256年即秦昭王五十一年起，直到兩千多年以後的1949年，都江堰仍舊灌溉著14個縣，面積約282。57萬畝的土地。今天，都江堰灌溉面積已達到約1000萬畝，是真正功在千秋的事業。
而這一切的起源，是秦人入蜀。
03 得蜀則得楚
更令人佩服的還不止於此。
根據《華陽國志》的記載，在勸說秦惠文王伐蜀之時，司馬錯還有一番驚世駭俗的洞見，“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道通於楚，有巴之勁卒，
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
”
這分明就是在謀劃一個奪取天下的路線圖了。
第一步，佔領蜀地，獲得佔據長江上游的有利地形，擁有成都平原豐富的錢糧勁旅。
第二步，順流伐楚。楚國才是秦統一天下最大的障礙，從蜀地出發，順流而行來討伐楚國，比著單從陸路來跟楚國爭雄，勝率更高。
第三步，得天下。一旦楚國被滅，橫掃趙魏韓豈不如探囊取物一般？
熟悉歷史的人馬上就會意識到，這個從四川順江而下統一天下的戰略，在歷史上反覆上演：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宋滅南唐，元滅南宋……
最先洞悉這個“統一密碼”的人正是秦國的司馬錯！
滅巴蜀後，秦與楚的巫郡、黔中相接，與楚國的戰爭不可避免。
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派張儀用計拆散了楚齊聯盟，接著攻楚國的丹陽（今湖北丹江口市），虜楚將屈丐，斬首八萬；又攻奪楚國的漢中（今陝西漢中），取地六百里，設定漢中郡。自漢中失，郢都的西北屏藩撤，楚的國威大挫。秦楚約和，秦“分漢中之半以和楚”。
公元前280年，司馬錯奉命調動隴西軍隊，從蜀地進攻楚國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貴州東北部），秦軍擊敗楚軍，奪取楚國黔中郡，迫使楚國割讓出漢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給秦國。
此後，司馬錯退出歷史舞臺，而秦卻並未放下滅楚的步伐。
公元前279年的郢之戰和前278年的鄢之戰，白起統帥的秦軍攻佔了當時政治核心楚國的南陽郡、南郡、臨江郡（江夏郡）、黔中郡；至此南方大國楚國因為喪失大片疆土和人口而走向衰落。
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遣李信、蒙武等將兵二十萬討伐楚國。在平輿（今河南汝南縣東南）和寢（今安徽省阜陽市臨泉縣），大勝楚軍。但在父城附近秦軍大敗而逃。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領六十萬大軍攻楚，直撲郢陳，苦戰久攻不下。同年另一路秦軍南至平輿，攻陷壽春，俘楚王負芻。第二年3月，王翦軍攻破郢陳。王翦和蒙武統領秦軍消滅楚軍餘孽，昌平君戰死，項燕在淮北的蘄縣（今安徽省宿州市蘄縣鎮）兵敗自殺。
公元前222年，王翦大軍平定了長江以南一帶，降服了越族的首領，設定了會稽郡，楚國徹底滅亡。
再過一年，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大統一。
司馬錯“
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
”的預言實現。
04 餘論
讓我們再覆盤一下秦惠文王時期的路線之爭。
從現在看來伐蜀的決定無疑比伐韓要高明得多。
可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張儀忽然變得短視，竟不如藉藉無名的司馬錯呢？
莫非這位大縱橫家竟是浪得虛名不成？
不是的。張儀乃天下英才，佩六國相印的蘇秦都自嘆弗如。張儀的失策說到底是由“視角的侷限性”造成的。
張儀是縱橫家的代表，合縱連橫的物件都是位居中原的六國。因此，在思考戰略問題時容易聚焦在“
特定視域
”內，在六國既有的權力結構中思考問題。而司馬錯的戰略眼光更加開闊，伐蜀之論儼然在爭天下問題上“另闢蹊徑”，他思考戰略聚焦在“
特定物件
”身上，深知楚國才是秦國統一天下的最大敵人，滅蜀正是為了佔據長江上游的有利位置，為滅蜀創造條件。
明末清初的林雲銘認為：“代韓伐蜀二說，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張儀謂王業起見，語雖大而實疏。司馬錯只拿定富強二字做去，而王業不爭自成。何等萬全。切實優劣，判如指掌矣。”
清人唐德宜在《古文翼》中引倪稼鹹評：“兩說俱以名利為言，而（司馬）錯之計有富強之利，無劫天子之名，更出萬全也。論事之文，指陳明快，聽者安得不從？”
司馬錯在歷史上名氣不如張儀，就連自己的後人司馬遷寫《史記》都不肯給他立個傳。可如果真正撥開歷史的迷霧來看，司馬錯這個低調的將領所具有的戰略眼光，絲毫不遜於張儀等人。
稱他是秦國統一天下的隱秘功臣，不為過吧！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2。常璩：《華陽國志》山東：齊魯書社，2010年。
3。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4。王子今：秦人的蜀道經營，《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01期27頁。
5。任建庫：秦滅蜀戰爭“石牛計”故事的形成，《秦文化論》，2004年第00期237-252頁。
6。路暢《古代工程的範疇研究—以都江堰工程為例》哈爾濱工業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