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董仲舒以公羊春秋對策得到漢武帝的賞識，武帝不僅把其建議主張直接轉化為國家政策，更重要的是使得儒家經學的興起，在以董仲舒為首的經學大師們極力的傳教春秋學說，“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年老，歸教於齊。……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贏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身為大儒的董仲舒和胡母生，他們精研春秋，在親身傳授的過程中擴大儒學的影響，更加在深層次上影響了漢帝國的政治。

對於教化的重視

歷來是儒家的一大主張，在儒學沒有受到政府提倡的時候，已經出現了對儒家思想傳播的任務，“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文翁通春秋，好教化，在蜀郡推行的文化教育，使得這個蜀郡學風大盛，可以齊魯之地相媲美“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余英時先生指出：“由於中國的大傳統並非寄生於有組織的宗教，所以它的傳播任務才落到了俗世人物的循吏的肩上。漢代大傳統的傳播者，借用《周禮》的名詞，可稱之為‘師儒’；循吏便是師儒的身份從事教化工作的。”

從余英時先生這句話中，在漢代由於儒學在社會上興起，不僅作為政府規定的“官學”，同時在思想意識領域中，儒家思想佔據絕對的統治地位，那麼作為漢帝國的官員，在漢武帝的歷史時期，基本上是接受了嚴格的儒學教育，對於重視教化的儒家來說，身份作為政府官員的儒生們勢必會重視教化，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從文翁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政府沒有做出規定的時候，身為儒生的官吏們依然會推行儒學的思想。因此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儒學影的程度不斷加深，儒生們不但自己接受政府的指導思想，而且不斷地推廣儒家思想。

經學的不斷髮展

對於人才的選拔也會隨之發展，對於選拔的人才毋庸置疑的是，這些人一定是接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學子，對於察舉制的實行也一定有其身後極其重要的政治深意，黃留珠先生指出：“武帝時改革仕進，一方面更具有緊迫感，舊臣退出歷史舞臺，急需選用新人接續（武帝）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更需要在仕進方面有所興革，以便選拔更多的人才，為己所用。而察舉作為和任子、納貲等舊的仕途相對立的新興仕途，在客觀上更符合武帝選取人才的需要。”黃先生從政治需要角度論述了察舉制的歷史使命，但隨著儒生群體不斷擴大，他們成為社會上中堅力量，承擔著社會使命。

政府不得不去正視他們的存在

當漢政府以“賢良”、“文學”、“孝廉“的名義去招攬儒生時，他們從精研經術的學者身份，立刻轉變成為漢帝國的官員，漢廷的這一舉措不但解決了帝國對人才的渴望，同時更大的程度上，使得這些飽讀經術的學者們效命於政府，因此大批的儒生開始名正言順進入到政府。對此，閻步克先生指出：“賢良、孝廉之所以殊異於此前的官吏舉薦之法的，一是設科名目上是‘進賢’意圖，二是舉薦形式上的‘貢士’色彩。

這兩個方面充分地適應於儒家的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義的君子賢人任官以‘軌德立化’的思想，體現了一種在選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則。”從閆先生這句話中，筆者認為，漢廷在選拔官員的標準上所採用都是儒家的思想，這一點也說明了，在漢武帝時期，對儒家採取尊崇過程所選用的官員標準依然是儒家思想，不僅是鞏固帝國統治的需要，同時更加進一步的加強思想的統一，使廣大的讀書埋頭經術之間，效命於漢廷。

結語：

從公羊春秋被確立以來，儒學思想不斷地鞏固，在漢代社會上知識分子在政府所圈畫的經典中，埋頭經術從而獲得政府青睞，在取得高官之後，儒生們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擔負起教化的歷史使命，在進一步的傳播儒家思想上，他們功不可沒。隨著儒學在社會的繁盛，越來越多的學人接受了它，逐漸成為社會上強有力的力量，為了迎合政治統治的需要，漢帝國擴大了對儒生的需要，藉以察舉選官制度的完善，從而給儒生們一個走進行政機構支撐了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