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西索瓦統治的最後10年發生了兩件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事情。這就是所謂的1916年事件和1925年法國駐紮官
費利克斯
路易斯
巴爾代
在磅清揚省鄉村被殺事件。前一事件揭示出法國人控制柬埔寨50年後仍然對柬埔寨人的交流和社會組織知之甚少；而後一事件是殖民統治時期唯一一次這樣的事件，震動了柬埔寨朝廷，乃至在殖民統治結束後柬埔寨民族主義學者還大肆渲染。
1916年事件
要理解1916年事件，我們必須先要清楚法國人在柬埔寨的所有活動經費包括公共工程和法國官員的薪水，都來源於對鹽、酒、鴉片、稻米及其他農作物和進出口貨物的繁重稅收，還有政府工作徵收的一些額外費用。當然，對於那些拿不出錢替代勞役任務的窮人，法國人要求他們幹90天的苦役。只有當農戶賣出收穫的糧食或者在農閒季節靠打工掙出足夠錢才能交付大米稅費。收稅中有一定的自由額度，因為地方領導人害怕稅收任務完不成，都願意少報自己管理的人口數量，這樣就把稅負更為均勻地分攤給百姓，同時自己還能有從百姓中漁利的機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人在整個印度支那地區發放戰爭債券
,
特別是強迫那些富裕階級（大概主要是中國商人）認購；開徵額外稅收；招募志願者到海外服兵役。
這些都加重了人民負擔。1915年11月下旬，大約三百名金邊東北地區的農民來到都城向國王西索瓦請願，希望國王削減法國人開徵的但由柬埔寨官員收繳的稅費。國王接見了農民代表，命令他們回家，含糊地承諾會做出調整。
國王接見的訊息傳到金邊東邊的行省——長期以來這裡一直都是孕育反朝廷情緒的溫床，越來越多的農民代表（有時候能有三千人之多）徒步來到都城，在王宮外面聚集，將自己的委屈呈到國王面前。法國駐紮官報告這些請願活動時，不僅代衣人數之多讓他們驚訝，而且，正如有人所寫到的，柬埔寨人“以如此令人驚訝的速度動員起來”也讓他們詫異。另有報告指出，雖然此事件波及全國，但卻沒有人在事前有所察覺。法國警察估計在1916年前幾個月，也就是國王釋出請願民眾回村命令之前，大約有四萬農民穿越金邊城。
下半年地方行省發生的零星事件造成了六人死亡；與此同時，西索瓦乘車出遊到東部省份，勸誡農民待在家世不要鬧事，並取消
1916
年所有勞役。
從長期看，1916年事件對法國經營柬埔寨的方式和柬埔寨人民的反應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實際上，我們並不清楚這次遊行是不是反對法國保護制度；請願者繞開法國殖民當局，直接向國王尋求公正待遇。各省領導人參與組織了這次遊行活動，他們的具體身份和動機尚不清楚，但他們組織之快、效率之高非同尋常。這次事件衝擊了法國人此前的認識——柬埔寨人懶惰、個人主義，對領導階層和意識形態漠不關心。一些法國官員震驚於請願隊伍的規模，將此次事件歸咎為“德國代理人”的陰謀。也有人看到深藏於民眾內心的反君主政體情緒有顯現的跡象，用1915年前期流傳的一本宣言的話說，“多年來法國人讓壞人當國王和官員，而惡待好人，這比我們很不高興”。
有意思的是，1916年事件恰巧與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嚴重的反法遊行同時發生。二者存在聯絡的可能性引起了一些法國官員的注意，但柬埔寨人不滿情緒的消退速度表明，他們的遊行是為了宣洩對地方政府劣跡的不滿。
在法國駐紮官巴爾代遇刺發生前的9年裡，法國人対柬埔寨的控制口益加緊和更富理性化——特別是在財政收人和日常行政的組織方面——以致一些
“年老的”
柬埔寨官員抱怨
“變化太多”
。例如，1920年法國安排當地官員而不是山金邊派往各省的官員負責徵收稻穀稅，一年後，法國人嘗試在靠近越南邊界的地方重新組建“公社”，但在大約一年後，就放棄了該想法。法國人在1923年把他們的監督作用延伸到詞法領域，從1924年開始擴大佛寺教育，使用勞役建設一系列大型公共工程，特別是用囚犯在國王喜歡的波哥建設道路和山景（很多人過勞陽死），該景點於1925年正式開放。1917年柬埔寨第一個稻米壓榨機運轉——此前一直是把未去殼的大米運到西貢——1916—1925年期間（1918—1919年例外，那一年農業歉收，很多省份發生饑荒）是柬埔寨日益繁榮的一個時期，特別是在此的中國商人和法國人受益很大。
法國人與柬埔寨人（除了極少數受寵的官員和王室家族）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大。一名法國官員一年能掙1。2萬皮亞斯，由於妻子和兩個子女免稅，只需交30皮亞斯的稅。同樣的工作柬埔寨人得到的報酬要少很多，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他們的工資又被削減，另一方面，柬埔寨農民沒有固定薪水，只有自己打工掙的（一天30分，或一年90皮亞斯）或者是賣莊稼的收入（很少有一年超過40皮亞斯的時候），而承擔的稅負在20世紀20年代是一年12皮亞斯。
農民按人頭交稅，用現金代替勞役，按固定比例交稻穀稅，還要花高價購買鹽、鴉片和酒，如果家畜送去宰殺還要交屠宰稅。
農民能得到什麼樣的回饋呢？不管法國人怎麼樣花言巧語，農民得到的很少。法國駐紮官的每月報告顯示，農村地區充斥著暴力和混亂，它們並不對法國統治構成直接挑戰，也很少出現在報告的政治部分中。不過，對於廣大村民來說，顯然土匪的長年騷擾（尤其是在旱季）要遠比法國人帶給他們的好處更為真實。
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法國幾乎沒對柬埔寨的教育給予多少投入。1922年一名法國官員把教育上的付出僅看作一種掩飾。醫療服務水平同樣令人可笑，對於金邊以外的人來說，很少有人知道電和自來水。換句話說，柬埔寨的錢資助了法國官員和他們想要建的工程。作為回報，柬埔寨避免被法國以外的人控制，也避免其要求獨立的危險。法國人成功避免19世紀的事情重演，同時又讓20世紀遠離柬埔寨。雖然法國人在其他語境中自視為向高棉人輸送現代化的傳播者，但他們對現代化的恐懼也充斥於大量法國關於柬埔寨的著作中。因為法國人不允許柬埔寨人跟隨現代化行事，就以柬埔寨人的先天特徵為藉口，稱這些特徵讓柬埔寨人天生就對現代觀念具有免疫性。
這些觀念以缺乏同柬埔寨人直接接觸的經驗為基礎。這個時期對法國殖民主義明確持批判態度的醫療官員
安德烈帕內捷
稱，進入20世紀後法國人掌握高棉語的能力逐步減弱。具有諷刺性的是，隨著在柬埔寨工作的冒險和浪漫氣氛淡薄，法國官方描繪柬埔寨人的用詞反而日益模糊和浪漫。1927年這種變化達到頂點，當時的法國總督
保羅
杜美
，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為在樓梯上的一組雕像揭幕，該樓梯從馬賽火車站通向地下。其中一座雕像命名為“我們在亞洲的財產”，描繪了一個半裸的少女用吳哥服飾裝扮起來，躺在一個長凳上，正由則個更小的半裸女孩（這兩個女孩分別代表寮國和越南）服侍。考慮到是法國在印度支那得到的最容易也是時間最久的保護國，柬埔寨被描繪成大孩子，接受另外兩個同樣地位國家的服侍，也是對柬埔寨的褒獎。當然，少女周圍的柬埔寨人是何寓意或許只有雕塑家的潛意識知道。
法國駐紮官巴爾代遇刺事件
1923年後期，法國在波羅勉省的代理駐紮官
費利克斯
路易斯
巴爾代
，是一個精力充沛又有野心的法國官員。他在一份報告中陳述了他所認為的收稅之慢的3個原因：“柬埔寨官員缺乏活力，缺乏（對收稅官員的）監督和收繳程式的缺陷。”在1924年的徵稅過程中，巴爾代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所在省的徵稅程式，所有18種稅目的稅款遠多於1923年。他透過自己的努力表明現有的稅收體制能夠帶來更多的利益。實際上是，這位駐紮官急於揭露當地官員的一味妥協、編造假賬和虛報稅收，當即提高在財政收入中佔據最大比重的兩種稅目——
稻穀稅和華人的人頭稅
。
巴爾代在波羅勉省的成功引起他上司的注意。1924年後期，他越過很多高階官員被調去做磅清揚省的駐紮官，該省長期受土匪和低繳稅率所困擾。巴爾代的到任正趕上為建波哥的山間避暑勝地而宣佈額外徵稅，但正如巴爾代向朋友承認的那樣，很難收到稅款，柬埔寨官員的收據要等很長時間才能收到。1925年早期，一位官員試著徵收這一新稅，遭到村民暴打。
4月18日，巴爾代聽到報告說又有一個叫Krang Laav的村莊的稅款徵不上來，非常生氣，在一名翻譯官和一名柬埔寨軍人的陪同下親自來此村莊。他把沒繳稅的人召集到村裡禮堂，其中一些人還被手銬鎖著，他威脅要將他們送進監獄，而實際上即使欠繳三個月稅款連罰款都構不成。他不讓這些人吃午飯，而自己卻在吃飯，這激怒了圍觀的村民，他們平時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混亂中，巴爾代和隨行人員遭到二三十人的攻擊。不到半個小時，巴爾代、翻譯和那名軍人就被村民用椅子、柵欄、斧柄和槍托毆打致死。屍體被肢解；據一些見證者稱，兇手圍著屍體跳舞歡呼。後來不久，在當地領袖（這兒個人未被審判）的煽動下，700名柬埔寨人一一也就是那些聆聽巴爾代講話的圍觀村民——開始向省會磅清揚遊行，要求免除他們的賦稅。然而，幾個小時後，他們的熱情就消退下去，還沒有抵達目的地，遊行隊伍或自身瓦解，或被武裝軍人驅散。
巴爾代被殺的訊息傳來後震動了金邊的法國僑民社會，主要是因為這是第一起村民殺死現任高階法國官員的事件。曾經有法國官員被匪徒或他們的僕人殺死的事情，但還沒有官員在徵稅的時候被殺。這次事件顯然更為嚴重。法國人迅速透過他們操作的王室成員採取行動，在他們的叮囑下，西索瓦派自己的大兒子莫尼旺協同一名法國政治顧問來到該地區傳達國王對此事的不滿。用國王訓令的形式把村名Krang Laav改為Direchhan（“獸性”的意思）。訓令強迫村民在此後10年內每逢巴爾代祭日都要舉行贖罪活動。這一訓令的特別之處在於認為這一事件是一次集體犯罪。18名參與此事的被捕人士在審判中也以此說辭為自己辯護，但是檢方排除了這一觀點，他們看到把這次殺人事件同任何政治不滿聯絡起來都是非常危險的。有意思的是，其中一名被捕者在1980年仍然在世，他告訴採訪者“村裡的每一個人”都參與了毆打巴爾代和他的同伴。
1925年12月，對行兇者的公開審判在金邊進行，媒體廣泛予以報道，這一案件正好迎合了印支其他地區日益高漲的反殖民情緒。在庭審過程中，檢方極力證明被告是來自村外的海盜，搶劫財物是他們的行兇動機。實際上，雖然巴爾代的稅款在毆打中遺失，但是他自己的皮夾卻沒人動過。更重要的一點，巴爾代的日記被檢方沒收，以涉及“政治”材料為理由列為機密儲存。巴爾代一些朋友的證言暗示日記中可能記錄著他對額外徵稅的悲觀情緒。他死之前曾對一位朋友簡短表示，在這個省中根本沒有足夠的錢繳付新徵稅費。法國高官採取措施阻礙為被告開脫的證人證言。有一次，被告律師的茶水明顯被人投毒，被告方僱的一名速記員迫於以前僱主的壓力回到西貢工作。法國人似乎不想宣揚審判過程中暴露出的一個事實——在印支地區柬埔寨農民按人均計算承付最高稅負，這是對柬埔寨人順從性格的標價。巴爾代事件類似於1916年事件和1942年僧侶遊行事件（下面會討論），不同於殖民時期以前發生的事情。
它暴露出殖民統治機制和法國人關於柬埔寨人性格不切實際
的神話。
巴爾代在柬埔寨盡職盡責工作了15年，卻仍然不會說高棉語，這一事實是法國人與柬埔寨人距離感擴大的一方面體現。不懂當地語言，他怎麼能夠準確評價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似乎殖民時期柬埔寨人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一個屏風後面進行的，法國人既看不到也聽不到。另一名法國駐紮官在記錄這一時期的柬埔寨時，曾這樣評價：“
我們不僅要疑問柬埔寨人民持續展現出來的長久平靜是否僅僅是一種外在表現，它背後還掩藏著一些難以說清的感情……我們沒有認識到他們的真實天性
。”
駐紮官或許會為自己辯解道，他們被僱來管理這些人而不是瞭解他們。他們每個月都要按要求完成冗長的文字工作，像調解人處理未決的案子一樣，一坐就是數天，還要監督很多公共工程專案，主要是公路修建。法國人藉助這些公共工程長期強徵勞役，促使柬埔寨現代化，併為他們的存在提供藉口。
結語
在法國殖民統治柬埔寨期間，柬埔寨受到了極大影響，文化發展滯後。在殖民統治期間發生的1916年事件和1925年法國駐紮官
費利克斯
路易斯
巴爾代
在磅清揚省鄉村被殺事件，激發了柬埔寨人的鬥志，震動了柬埔寨朝廷，開啟社會組織活動，民族主義開始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