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總兵的職權自正統以後漸次削弱，從總鎮一方的最高軍政長官，到嘉靖中期已淪為聽候差遣的一個普通將領，宣府總兵的職權和地位不斷演變。明後期北部邊疆危機四伏，蒙古諸部頻繁侵擾北部邊境，嚴重威脅著明朝的安危。

嘉靖後期崇禎時期北部邊疆危機嚴重，朝廷為了更好地防禦蒙古進攻，重新重視武將，明確了巡撫與總兵的職掌。在這樣的情況下，宣府總兵的地位和職權有了短暫的上升，以宣府總兵馬芳為例，統治者透過不斷的賞賜來提高總兵的地位，激勵武將奮力效邊。

隆慶年間俺答汗與明朝修好，宣府一帶較為安寧，宣府總兵逐漸無用武之地，況且明朝以文制武的思想已經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明後期的宣府總兵多被革任，任職時間較短。

到了明末北部邊防重心轉移到了遼東、薊鎮一帶，宣府在北部邊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隨著明末起義軍攻戰宣府後，明代宣府總兵設定也隨之結束。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從正統時期宣府總兵的職權逐漸被削弱，到嘉靖時期總兵大勢已去，明後期實際上只是宣府總兵的地位有所提高，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明代宣府總兵職權被削弱的趨勢。

總兵制度是明朝重要的軍事制度之一，是明朝統治者對邊疆管理體制不斷探索的結果。明代宣府總兵的設立，經歷了從臨時差遣到長期鎮守的過程，永樂元年臨時派遣總兵到宣府備禦，並沒有長期駐守宣府，而是有警則來備禦，無警率兵還京，臨時差遣色彩濃厚，宣府總兵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永樂時期統治者一方面忙於北征，另一方面重新構建明朝北部防禦體系，明朝北部逐漸形成以九邊區域為中心的防禦格局，宣府鎮是九邊重鎮之一，在北部邊防中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

永樂遷都北京，國家政治重心北移，宣府一躍成為保衛京師的要地，出於軍事和政治的雙重考慮，明仁宗即位後設立宣府鎮守總兵，成為總鎮一方的最高軍政長官，標誌明代宣府總兵正式確立。

一個職務的存在必然產生相應的職權，並且職權隨著職務的不斷髮展而演變。明代宣府總兵一職經歷了從臨時到鎮守的過程，就其職權而言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永樂時期宣府臨時總兵職權萌芽，他們臨時來修築城堡和備禦軍事要地，沒有固定的鎮守宣府和節制都司衛所。

仁宣時期鎮守總兵的出現，使總兵的職務與職權緊密結合在一起。宣府鎮守總兵有了固定的鎮戍區域，佩鎮朔將軍印，節制都司衛所，掌握宣府的軍政大權，是宣府名副其實的最高軍政長官，反映了宣府總兵鎮守制度不斷完善。

正統到嘉靖中期宣府總兵的職權漸次削弱，主要體現在鎮守內官牽制總兵，巡撫分割總兵的職權，總督節制總兵。宣府總兵從總鎮一方的最高軍政長官，淪為聽候差遣的普通將領。縱觀明代宣府總兵職權演變趨勢，明前期發展到頂峰，明中期跌落谷底，明後期短暫回升，未能根本改變總兵地位下降的總趨勢。

影響明代總兵職權演變有兩大因素：一是明朝政治和軍事制度的發展，體現在鎮守內官和文臣督撫的設立，明朝前期宣府總兵職權不斷擴大，統治者忌憚武將專權，威脅到自身的專制統治，以分權制衡思想為指導，先設鎮守內官牽制總兵，後設巡撫分割總兵的職權，達到以文抑武目的，最終設立宣大總督節制總兵，發展成為以文制武的格局。

但明代邊疆的督撫官員，始終是以中央派遣的形式出任地方，沒有形成正式的官職制度，直到清代正式確立了督撫制度。二是明朝為了應對邊疆防禦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邊疆管理體制。因此明代九邊重鎮的鎮守體制，是以總兵鎮守為開始，隨著派遣鎮守內官、巡撫、總督而逐漸完善。

明朝與蒙古博弈的過程中，明朝邊疆管理體制的不斷完善，逐漸形成武將、內官、文臣三位一體的管理格局，他們互相牽制，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割據勢力出現，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軍事防禦能力。

但我們不能忽略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武將、內官、文臣的管理體制在實際執行中，也會產生一些消極影響，他們之間相互牽制，造成事權不一，軍事失機時相互推諉，導致邊疆防禦能力下降。另外實行以文制武的策略時沒能把握好中間的度，做到適時的變通，導致武將權輕沮喪，不再奮力效邊，必然造成軍隊戰鬥力下降，嚴重威脅明朝邊防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