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族的經學化被學者們稱為儒學化。自漢武帝採取董仲舒的意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和政治的關係就開始變得越來越緊密。漢元帝大肆啟用儒者參政是經學發展的又一大助力。東漢光武帝靠東征西討奪得天下，但也深明“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道理，上層的提倡對豪族的儒學化起到了一個高效的催化作用。益州豪族經學化發展除了受中央政策影響外，還得益於益州地方官吏的推動，地方官吏治理地方的同時也多向地方輸送儒家思想。

對益州儒學發展貢獻最大的當屬西漢時期的廬江人文翁。前漢景武之際文翁為蜀郡太守，他認為蜀地存有蠻夷之風，缺中華風氣。於是他就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選派蜀郡子弟遠赴長安受業於博士。這次蜀中赴長安求學的子弟並不非單純學習儒家經典，也包括學習律法等知識。其二，創立蜀郡郡學。廣招各轄縣子弟入學就讀，免除更徭，學高者可入府衙為郡縣佐吏，學次者為“孝弟力田”。

習儒之風大興

當時蜀中人士皆以入此郡學為榮，於是蜀地習儒之風大興。可以說文翁透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影響了兩漢的教育模式，受此影響益州其餘諸郡如：巴郡、漢中郡也相繼建立郡學，並且這種教育模式也逐漸被統治者推廣到全國範圍內。文翁將經學引入蜀地後，雖說蜀地出現了學風比於齊魯的興盛現象，但益州儒學地位在西漢一代可以說是和齊魯之學相差甚遠。總體說來這一時期益州豪族儒學還是處於向中原學習階段。

東漢時期益州豪族經學化進一步發展，在漢代經學中的地位也比西漢時期有了明顯提高。東漢時期豪族經學化更趨繁盛，表現為豪族講學之風盛行，遊學之風更甚，大量經學世家如過江之鯽大批出現。東漢時期益州遊學風氣與西漢時期相比有了顯著提高，不僅有被官府差遣前往京中受學者，益州學者以私人之名奔赴千里之外，輾轉其他州郡，只為尋求名師者也不乏其例。東漢時期益州講學之風亦興盛起來，有些經學大儒門生動輒上成百上千人，學生範圍也不再侷限於一郡一州之地。

有些益州大儒聲名遠播，生徒千里之外前來求學者不乏其例。東漢時期的益州豪族不再如西漢時期僅僅是單方面學習他州文化，透過同內地的長時間文化交流，這一時期也有能力向外界輸送文化。東漢中後期，益州豪族經學化程度突飛猛進，湧現出大量的豪族經學世家。特別突出者有廣漢新都楊氏、漢中南鄭李氏、犍為武陽張氏、廣漢郪縣王氏、成都張氏等家族。

西漢中期

促使豪族經學化的另一條途徑便是豪族家學的傳承，西漢中期以後，豪族文化的來源，主要透過官學、私學、家學三種途徑傳承而來，但是官學數量有限，那剩下學問來源就是私人傳授或者家族傳承，一般來說私人傳授只是讓豪族獲得儒學文化，要想保持這種文化在家族中傳承下去，那就主要靠家學傳承。東漢時期益州的豪族經學化的典型代表就是新都楊氏之學，楊氏之學也可以說是益州經學主流。楊氏之學之所以能夠在東漢時期發揚光大前期主要依靠的是家族傳承，後期則依靠私學授徒。新都楊氏經學以今文經學為主，輔以圖讖和黃老之術。

雖然東漢中後期今文經學總體趨勢逐漸走向沒落，但經楊厚整理的新都楊氏之學在蜀中的影響力可謂是如日中天。真正將楊氏之學發揚光大之人是楊統幼子楊厚，楊氏之學的巔峰就是在楊厚這一代。楊厚是楊統幼子，少年便很聰慧，繼承楊統家學。楊厚才學影響力超過其父楊統，朝廷多次徵召皆推辭不就。後來漢順帝親自下旨徵聘，不得已才前往宮中任職，升遷為侍中，皇帝親自召見問以時政。

新都楊氏之學

楊厚在朝中曾多次依圖讖之法進行預言，皆一一應驗，深受朝廷認可。但是當時朝政日益腐敗，宦官專政，外戚橫行，楊厚不屑和大將軍梁冀同朝為官，於是辭官還鄉。而楊厚對益州地區儒學發展最可貴的貢獻就在於他培養了大批門生。這一舉動使“新都楊氏之學”由楊氏家學成為一門被廣大益州人士熟知的一門公開化的學問，這無疑進一步擴大了“新都楊氏之學”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