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古代中國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價值觀的不同，古代謠言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核心，尤其是關於政治方面的謠言需要特別注意，古時民間藉由“天人感應”的迂腐政治思想，可以編造出顛覆政權的謠言。
本文選取唐代這一時期，由謠言對政治關係的影響這一角度分析唐代時期人們是如何利用謠言造成政治威脅，統治者是如何收集、利用、打擊謠言，對不同型別的謠言分別採取怎樣的態度。
分析唐朝廷對謠言的態度，揭示這一官場文化，是將解讀謠言作為視窗，藉以探析古代社會。謠言本身也反映了平民百姓對朝堂上官吏及皇室宮廷的關注，從謠言的角度可以加深對當時政務輿情的認識。
謠言作為一種在社會上流傳的資訊，能影響當時的政治局勢。面對不同性質的謠言，中央朝廷會採取不同的態度和決策。
一、嚴厲打擊謠言的態度
對於性質不同的謠言，統治者採取的應對措施也是不同。對威脅統治的事物，統治者必然予以打擊。妖言，就在統治者堅決打擊的範圍之內。妖言一般都與謀反的行為相聯絡，主犯絕大部分都是必死無疑。
統治者對妖言如此忌諱，自然與妖言所蘊藏的能量有關。妖言利用的符瑞、圖讖，是政治文化傳統中一直被利用且通常卓有成效，在一定的情況下是極速聚攏人心的有力手段。
正是因為其擁有強大的能量，在和平時期除統治者以外，利用符瑞、圖讖都是絕對禁止的。
在兩漢興起讖緯之學以後，利用讖緯造反者層出不窮，彷彿不用讖緯，就無法證明政權的合法性質。利用讖緯早已成了政治文化的傳統。讖緯中包含了符瑞、讖語等相關內容，這些是“妖言”最根本的來源。
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利用讖緯成為王朝正朔的統治者們，深刻意識到了讖緯所帶來的隱患，往往明令禁止讖緯流傳。
隋朝時，隋煬帝對讖緯禁燬的較為徹底，連內廷也所剩無幾，由此唐朝的秘書省也無法繼承流傳下來的緯書。唐朝對讖緯的態度有所不同，並未徹底禁止。
讖緯作為政治謠言的思想核心，甚為統治者所忌憚。所以官方動用力量將民間所藏讖緯之書進行銷燬，對於告發藏讖緯之書之人，進行重賞，且具體說明“所告人有官即與超資注擬，無官者給賞錢五百貫。”
這樣的賞賜足見統治者執行的決心和力度。詔書指出對於私藏之人，先行刑一百，而後聽其發落。
但試想如果有人把所學的讖緯、天文知識用於實踐，用讖緯之書預測國運、望氣，甚至用於謀反行為，就按照“造祅言”之條處理。祅言，就是妖言。在《唐律疏議》中，妖言之罪是與謀反之罪緊密相關的。
只要是謀反的罪名，必定罪不容誅。此外，詔書在末尾特別告誡不管是中央官員還是地方封疆大吏和勳臣貴族，一定要遵循自己的本分，“慎乃有位，端本靜末”，對皇室盡忠，萬不可私藏、私習讖緯之書。
唐代統治者將讖緯作為國家之禁，嚴禁流傳民間，以免有人興風作浪、惑亂政權。
這是從以來的歷史教訓中總結出來的，這也是為何南北朝以來開始有禁讖緯的想法和行動。
細數代宗以前的史事，謀反者多有以讖緯預測國運、製造讖緯以顯自己為天選之子，用讖緯製造政治謠諺，給國家的政治生活帶來混亂。
而事實上，國家政治生活又離不開這些讖緯的指導，翻開各朝各代的《五行志》便可瞭解，皇帝是非常關注自然中的變化，對照自己的國家、政治活動會產生什麼影響。天象的變化、草木鳥獸的變異、自然災害（洪水、火災、山崩）的出現，這些現象預示著國家政治生活中將出現什麼變化，這些很多都能在讖緯中找到答案。所以統治者在國家政治活動中，是需要精通讖緯的人才，但是他只希望為自己所用。
所以這是一個矛盾的問題，也是讖緯書籍在民間不能完全消失的原因。統治者對於官員的防備之心更重，畢竟官員在政治生活中作用與普通百姓不可同日而語。對於官員私藏、私學的行為，統治者一旦發現就是嚴刑重罰。
雖然私藏圖書並不至於喪命，但是隻要是將這些知識用於“自造休咎，妄說兇吉，涉於不順者”，那就適用“妖言”之罪。
在實際操作中，只要和讖書有關，最低限度是流放三千里。在這種情況下，私藏讖書罪就轉換為妖言罪，妖言罪，就轉換為謀逆大罪。總結來說，官員私藏、私學與讖緯有關的事物，罪同謀反。
一旦被證實或者認為“說圖讖”“談休咎”有關，結果都非常嚴重。張九齡被監察御史周子諒牽連，被貶官出朝。雖然法律、詔令強調不要私藏讖緯書，對私藏罪行不按死罪論處。但實際的案例處理中，只要是與此掛鉤，就會與謀反相關聯。
就算只是私藏書籍也會被擴大為傳播和利用書籍，處罰從嚴。傳播、散佈圖讖的罪名與妖言罪並列。妄說圖讖、休咎的罪名一般出現在官員身上。妖言一般用在無官無職的平民百姓身上。
有學者在《從人間世道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中總結43例平民妖言謀反的案例，並認為“在各種謀反型別中，算是比例相當高的犯罪行為。”不管是官員妄說圖讖，還是庶民的妖言，都在統治者嚴厲打擊的範疇，絕不縱容。
有《貞觀四年二月大赦》詔為證：其謀反大逆，妖言惑眾及殺期親以上尊長，奴婢部曲反主，官人枉法受財，不在赦例。《貞觀九年三月大赦》還提到“大辟罪以下，皆赦除之。其常赦不免者，不在赦例”。
從唐初開始，謀反罪一般都是處以大辟以上罪名。妖言因為通常和謀反罪相關聯，所以不在大赦的範圍內。妄說圖讖威脅政權，與妖言罪同等，也不在大赦範圍內。
從本文我們可以看出，唐政府在面對妖言方面是堅決抵制的，它的目的只是想要壟斷這種與上天溝通的特權，維持政權的穩固。首先對於妖言如何進行處理，用法律進行明文規定。
其次，規定民間和個人不得私習有關天文術數方面的書籍，將這種知識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再次在實際的行動中，也是雷厲風行，並且發動底層的群眾進行相互的檢舉和揭發。值得注意的是，統治者對於貴族與官僚妄說休咎，談論國運興衰，是非常忌諱的，對這一群體發出嚴厲的警告。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除統治者外任何使用讖緯、圖讖、讖言預測命運、談論國事的話語，都稱之為“妖言”，其實這是一種“雙標”行為。
透過這些措施，將與天溝通的權力牢牢掌握之中，對意欲利用讖緯、圖讖內容謀反的人扼殺在搖籃裡。
二、消極對待謠言的態度
對來自民間時政議論性謠言，統治者或無動於衷，或被迫採取應對措施。對批評時政的言語，統治者不採納，也不會歸罪謠言的製作者。
則天革命時，張鷟和沈全交都曾做謠在官衙中傳唱，指出武則天濫封官員、以致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這種現象。張鷟和沈全交，對武則天濫封官員而導致官員素質大幅度下降，極度影響政府辦公效率這一現實問題發表意見。武則天聽之任之，並不怪罪。
因為她對其產生的後果心知肚明，這些只是為她政治目的服務罷了。只要不反對她的統治，或者打出“擁護李唐，反對武氏”以及影射她殘害自己兒子的行為，武則天還是極其大度的。
對於私底下的議論和謠傳，還是較寬容的。不過對於“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這種敏感的話題，還是會引起武則天的憤怒。這是當時百姓飲酒時候所唱的令。子母，就是盞與盤。連臺拗倒，就是子去以後母也要倒臺，影射武則天下場。
天后永昌年間，正巧有宿衛十幾人在清化坊飲酒時，用此作為行酒令，結果導致十人皆棄市。睿宗朝時，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針對斜封官氾濫的現象，引用相關評論來批評太平公主，“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這種言論導致“謗議盈耳，諮嗟滿衢”。朝野普遍認為太平公主擾亂朝政。柳澤洋洋灑灑幾千字，結果“睿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
睿宗知其事議和輿論的內容，但因各種原因，並未採取相對行動，反而將柳澤升為監察御史，以示安慰。在專制制度下，是否聽取普遍的意見和建議，離不開統治者本身的性格以及當時他的思想狀況。
流言和訛言，因為其內容不涉及謀反，只是會讓人們內心恐慌、人人自危，影響社會正常的秩序，統治者迫於形勢發出禁令。且流言所產的影響也不只有消極意義。
類似於鬼怪之類的傳聞，擾亂民心，朝廷需要做出應急反應，以免造成更大的慌亂。這類屬於社會事故，闢謠可以平息騷亂。
結論
在唐代，與政治有關的預言性謠言仍充滿“天人感應”的讖緯思想，這一特點也是統治者又利用、又禁止的原因。簡而言之，統治者在對預言性謠言的態度為“雙重標準”，禁止他人使用。
李淵、武則天都曾用謠言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營造有利氛圍，其一是利用“來自民間”的特點，其二利用其包含讖緯的內容，這樣的言論以更“客觀”的色彩呈現，更具有特殊的傳播效果，從而有利於達到預定的政治目的。這是統治者反其道行之，利用謠言傳播的特點實現自我服務的典型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