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希望於德治而非德制，其著眼點更多是關注人或人治，而不是制度或制度倫理。在董仲舒政治倫理理念中，為政之君、從政之官應該德才兼備；這是推行德治與仁政的根本性前提。在那個集權專制的帝國時代，董仲舒的政治倫理設計可謂孤心苦詣。

在政治家或一代帝王那裡，政治裡有無道德必然性或有多少道德性，對於一個儒生來說其實是個謎。否則歷史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悲劇和不同形式的文字獄了。不難想象，儒家所宣揚的仁義或禮義，僅以良心與內訟之自律為憑藉，其實是無法保證其作用的發揮的。

縱觀董仲舒的人生境遇與基本環節，早年血氣正盛、文字激揚、修齊治平之心兼懷天下；年老以歸血氣既衰，只剩不遇之嘆、仰天而噓了。

他一直在追尋皇帝恩賜下來的那份權利和榮耀，然而即使是在他所推崇的大一統政治哲學背景下，這一切都似乎變成了不可能，皇帝的專制與朝中權臣的排擠使得他身心俱疲、險些喪命於政治之外。

可以看出，在董仲舒複雜而又神秘的語境下，曾經隱存著一個寂寞儒生的政治訴求，幻想著有朝一日成為真正的帝王師，將仁義道德之理想的政治設計付諸實施。在董仲舒的人生軌跡裡，他也曾試想以尊君理論作為進入帝國政治中心的資本——策論天人，實現理想——內聖外王，兼濟天下。

然而，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巨大的落差，這讓他似乎深刻了很多，他的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始建構制衡的組織架構及執行機制試圖實現抑君之目的。然而，他信仰的最後之神——天，卻再次把他拋棄到了政治舞臺之外。

從一個封閉保守性的文化體系中脫穎而出的改制者或倫理思想家，似乎都有一種精英主義的孤獨感、悲世與憤世情結和其特有的關懷維度，以及對社會問題過度敏感而導致的壓力感下的焦灼和亢奮。

儒術附麗於政治，消解了獨立的品格；儒生染指於政治，失卻了理想的自我。就是在這個孕育中華漢文化主體性的專制王朝，一個儒生的政治倫理理想連同他生命的主體性與抗爭精神永遠地消失了。一代大儒董仲舒成了一個空為大漢帝國傷心的人，如此的朝代、如此的境遇，也宿命般地使他成為一個王朝的悲劇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