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賦風的熾盛

晉代是兩漢以後又一個賦風熾盛的時代，尤其是西晉初期，賦家盛極一時。由於他們在統一安定的環境條件下，有充裕的時間精力在賦壇上馳騁才華，其中許多人的製作，直欲規摹漢人。如左思的《三都賦》，潘岳的《藉田賦》和《笙賦》，成公綏的《嘯賦》，木華的《海賦》，都是屬於這一類的。這些作品，雖各有一定可觀之處，但總未能脫出漢賦的規摹。這時賦家可讀的作品，仍是抒情的製作。而陸機的《文賦》，以賦的文體鋪寫為文的種種用心，可稱為這時賦的一篇傑作。

潘岳是和陸機齊名，並同為西晉初的代表作家，即因他們二人在文學創作上都是涉獵較廣而藝術成就較高的。但二人在各方面的成就並不一樣，互有輕重長短。就賦而言，潘岳藝術完美的篇章即較陸機為多，這種情況也反映在蕭統的《文選》中，即陸機入選的賦遠遠少於潘岳。潘岳的賦作較有意義的是《西征賦》。這篇賦作於惠帝元康二年（292）就任長安縣令時，是一篇記述旅途經歷和感慨的作品。它基本上取法於班彪的《北征賦》和班昭的《東征賦》，而體制遠較班氏父女的兩篇為宏巨。在這篇《西征賦》中，作者把所經過從洛陽到關中的地方，大量有關的古人事蹟，以豐富精練的辭藻，一一舉述出來，於深切的感慨中，表明他對那些人事是非得失的頌揚或譴責，作者所表現的態度，大體上是正確的。這篇賦可當作一部關中歷史人物志看待，對於統治階級是有著鑑戒意義的。下面錄出兩則，以示一斑：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後之來蘇。事回泬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撎，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足以代表潘岳的賦的風格面貌的是《秋興賦》和《閒居賦》。《文心雕龍·才略》說：“潘岳敏給，辭自和暢。”《文心雕龍·體性》說：“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而《世說新語·文學》載孫綽的評說：“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又說：“潘文淺而淨。”這些雖是對潘的文學創作總的評價，也切合潘的詞賦的表現。把這些評論歸納起來，不外三個方面：語言明淨和暢，辭藻絢麗鮮美，及情韻輕敏流利。他的“秋興”和“閒居”二賦，都具有上述的藝術特色。《秋興賦》是他較早時期的作品，這時他作虎賁中郎將，夜間在散騎省值班，說他：“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賦的前端敘述時節變易對於人情的感觸，於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覺得自己與那些達官貴人取捨不一致，而且官高身危，因此想：“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遊哉，聊以卒歲。”這些思想情緒，從他的生平為人看來，並不可信。只是賦的前半敘寫對於時節景物的感受，引宋玉悲秋數句帶起所寫風物情致，尚覺清美可觀，與這時許多五言詩中出現自然景物的風氣，是正相適應的。

至於他的《閒居賦》，作於惠帝元康六七年間，這時他在官場中不得意，認為自己是個“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就寫下這首《閒居賦》。賦中首先寫他在洛陽城外居地的環境，其次寫他家園的景物，再次寫他侍奉母親家居生活的歡樂。最後表示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眾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賦的前端鋪寫家宅所在附近的建築及重大典禮活動，還略具漢人京都大賦的體段，中間描寫家園景物，可看做後來庾信《小園賦》中許多家園景物描寫的先導。他在這賦中表示了頗能知足保身，好像他的人生精神境界很高尚似的，而實際恰恰相反。據《晉書·潘岳傳》說他“性輕躁，趨世利”。他的母親曾責罵他說：“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他和石崇等諂事賈謐，每等候賈謐外出時，即與崇望塵遙拜。金代詩人元好問曾在一首《論詩絕句》中說：“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仍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即慨嘆地指出他的文章之虛偽性。《文心雕龍·情采》說：“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而潘岳的“秋興”、“閒居”二賦，正是這樣“言與志反”的。

潘岳是擅長以各類體裁的文學作品表達哀傷之情的，如他的許多誄及《悼亡詩》都是有名的。在賦方面，這類作品可以《寡婦賦》為代表。這篇賦是為朋友的妻子表達她喪失配偶的悲傷之情的。他在賦中代她設身處地著想，從時節及生活的各方面抒發她孤獨悲悽的感情，非常哀婉動人，比起曹丕諸人因阮瑀之亡而作的《寡婦賦》，從內容到形式，都顯得大為充實完美。

在那些規摹漢賦的鴻篇鉅製中，左思的《三都賦》是相較最為可觀的。他以長達十年的時間寫成。左思由於地位的低微，他的這三篇賦最初未受到重視，後來得到當時名位崇高的皇甫謐、張載、劉逵、衛瓘等為其作序和註解，張華又讚賞其“二京可三”，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這三篇賦雖是模仿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而作，而其內容之豐博與辭藻之宏麗，實可追步前人而無愧色，充分表現了作者深厚廣博的學問和才華。左思寫這三篇賦是從求實精神出發的。他在《三都賦序》中說：“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誌，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他認為“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他為了寫《蜀都賦》，曾訪問去過蜀地的張載，瞭解蜀地方的一切。在這三篇賦中，以《蜀都賦》最為可觀，突出地顯示了所寫地方的特色。

西晉初期，還有一位作風極為特異的賦家束晰。束晰，字廣微，陽平元城人。他的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到四世紀初數十年間，享年四十。他的祖和父都做過郡太守。束晰年少時即以博學多聞著名，但因其兄束璆娶了大官僚石鑑的侄女而又棄掉，以致兄弟二人遭到石鑑的壓抑很久，這樣使他對貧苦人的生活感情深有體會，而他現存的為數極少的五篇小賦，基本上是這類感情的抒發。

晉代賦作較可觀的作品，都集中地產生在西晉時期。東晉之初，郭璞只有《江賦》較著名，但仍是漢賦的末流，只是在極意鋪陳中顯示了作者學問知識的淵博豐厚。以後整個東晉時代，在玄言風的統治下，賦也和詩一樣，成為“漆園之義疏”（《文心雕龍·時序篇》）。就是孫綽自詡“擲地要作金石聲”的《天台山遊賦》，除了“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二句，其餘對於景物的描寫，非常浮泛，對任何山都可適用。即“赤城”二句，也很平常易得。而且賦的通篇融會著釋道意趣，遍遊的收穫，不過是：“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這樣，當然不可能真正領會到名山勝景的妙趣，而引導讀者與之欣然同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