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國都？
古代知識分子的看法是，長安有山河之固，地處關中，適合應付變亂。洛陽有中土之美，為華夏文化的中心，適合德化天下。
兩者各具優勢，從歷史上的選擇來看，在唐朝以前包含唐朝，更多的朝代都偏向於定都長安。
長安更具地理位置優勢。身處關中平原，北為黃土高原，南為秦嶺，渭河穿行其中，東南西北分別有潼關、武關、大散關、蕭關四大關隘控制著進出長安的通道，而且都易守難攻。長安處於一個安全地帶，在此建都利於維護中央政權的穩固。另外就是，長安寓意“長治久安”，這是任何朝代都夢寐以求的，討個好彩頭也很有必要。
長安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城了。定都於此的三個大一統王朝，西漢、隋、唐，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也正是在它們的推動下，長安屢屢成為古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國際性大都市，影響深遠。在唐以後，雖然長安不再為國都，但“長安”一詞卻成為國都別稱。後面的明清人往往在詩作裡用“長安”來指代北京城。今天首都北京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神州第一街——長安街，就是以古長安命名的。
洛陽的地位在隋朝之前，一直不如長安。隨著隋代南北大運河的開通，憑藉扼據運河，掌控漕運，四通八達的交通優勢，逐漸崛起，在隋後期、乃至整個唐朝時期都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只是，這兩座繁華於隋唐兩代的名城，在唐朝末年雙雙隕落，歷史地位一去不復返，曾經的輝煌只留存在記憶裡。
歷史上的長安城不止一座。第一座長安城，是公元200年，漢高祖劉邦於長安縣營建未央宮而起的，是為漢長安城，現位於今西安市西北。隋開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楊堅嫌長安殘破，命人在長安東南龍首原上營建新都“大興城”，習慣上仍稱長安（唐代正式改稱），隋唐長安城是今西安市的主體，並且要大很多。
隋文帝選擇長安，除去地理因素，更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隋政權是取代北周建立起來的，而北周的前身則是掌控西魏以宇文泰為首關隴軍事集團，它的權力根基就在關中。
公元535年，強盛一時的北魏分裂，權臣宇文泰控制西魏，建都長安，與高歡掌控的東魏在北方東西對立。公元557年，宇文覺建北周取代西魏，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滅北齊（公元550年取代東魏而立）一統北方。楊堅是宇文邕的兒女親家，更是關隴軍事集團的一份子（北周武帝八柱國之一）。他奪去北周天下，依靠的仍然是關隴集團的力量。集團的根基在關中，楊堅別無他途，只能選擇長安。
可是，到隋文帝之子楊廣登基後，事情起了變化。楊廣登基後的第一年（大業元年），便下令營建洛陽為新都，大業二年遷都於此。同時，在洛陽城外修建大運河，溝通帝國南北，兩件舉國重事是同時經行的。
前面說過，隋政權的權力根基是在關中，可楊廣一開始就迫不及待的逃離長安東遷洛陽，淺層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少受束縛，更方便自己尋歡作樂，這點從他後面的行為可以得到印證。而深層的目的，怕是理想主義在作祟了。長安雖好，可地理上偏西北，洛陽位於帝國正中，為華夏文化的中心，遷都於此利於樹立正統形象，提高帝國凝聚力（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也是為此）。另外修通大運河溝通南北，方便糧草供應和南北漕運，有利於對帝國的管理，自然是沒錯的。
理想很豐滿，從長遠來看，修運河，建洛陽是利大於弊的。但他未免操之過急。舉國重事兩項並舉，濫用民力，動搖國本，後期窮兵黷武，最終導致帝國的覆滅，這是直接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隋煬帝營造洛陽後，遠離了關中，疏離了自己的力量之源，因此招致覆滅。
唐朝建立，有感於隋亡的教訓，自是不敢忽視關中，定都長安是為保險起見。其實唐代隋，和隋代北周基本如出一轍，都離不開關中世族門閥的力量的支援。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乃是北周的八柱國之一，李淵和楊廣本身就是表兄弟和兒女親家，箇中干係實難釐清。
不過，既然選擇定都長安，就馬上要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糧食（隋文帝亦曾遇到過）。要知道，隋朝巔峰時期總人口已突破4600萬，長安人口也差不多在百萬上下。雖經隋末戰亂，人口有所減少，但人口基數仍在。這麼多人，光靠關中一帶的糧食是無法正常供給的（歷史上，關中經常發生災荒。隋開皇十四年，就發生過因關中災荒，皇帝跑到洛陽就食，當“逐糧天子”的尷尬事），唐王朝不得不從洛陽輸入糧食。
洛陽在隋煬帝時期修通了大運河，並建有洛口倉、回洛倉、含嘉倉等大型糧倉，江南北運的糧食大都囤積於此。按理，長安和洛陽雖有一定距離，但有黃河和渭河相連，運送難度應該不大。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渭河雖注入黃河，可河道彎曲，水量不穩定，歷來是一條難行的運輸通道。故隋文帝曾命宇文愷率水工修建完成長安到潼關三百餘里的廣通渠，替代渭河水路，廣通渠解決了從潼關到長安的運糧問題。還有一個主要問題在洛陽到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陝縣）的這段路上，黃河三門峽是一個險灘，水流湍急，船過不去（新中國成立後建有三門峽水電站，可以想象當時的場景），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非常有限。
三門峽中流砥柱油畫
剛開始的時候問題不大，唐太宗時期，政府規模較小，軍隊也是“軍民合一”的府兵制，每年從洛陽轉運的糧食（約20萬石）足夠解決吃飯問題。到了高宗時期，問題出現了。隨著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大，長安人口數量的急劇膨脹，轉運的糧食壓根不夠吃，幾乎到了要斷頓的地步。無奈之下，擁有眾多糧倉的洛陽成了救命稻草。尷尬的事情再次上演，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糧食歉收，李治和武則天就率領文武百官跑到洛陽就食，等熬過荒年，再回長安（長安仍是國都）。永淳元年（公元682年） 五月，關中突發旱災蝗災，糧食無著落，皇帝逃荒逃的間不容髮，狼狽不堪，在去往洛陽的路上，扈從之士竟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餓殍遍地。如此來回折騰，皇帝也受不了，洛陽成了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與長安相比，洛陽的地位在隋煬帝時就已進一步提升，運河加持，交通便利，糧食不愁。厭倦了當“逐糧天子”的高宗，在後期開始有意提升洛陽的地位，並擴建洛陽宮殿，正式定為東都，與長安合稱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唐朝陪都的合法性得到確立。
唐高宗逝世後，武則天臨朝稱制，於公元690年廢唐睿宗李旦自立，該國號為周，定都洛陽，改稱“神都”，政府機構也轉到了洛陽，洛陽成為帝國真正的首都，地位超過了長安。武則天之所以選擇洛陽：一是為避開關隴集團控制的長安，二是不想也不能離開賴以起家的政治大本營。此後，武則天很少回到長安，洛陽在她的統治下迎來了黃金時代，後面再也沒有這樣的輝煌。
公元705年，宰相張柬之發動神龍政變，武則天被迫退位，還政於李唐，中宗李顯復位。李顯重新登基後，首先想到的是返回長安，因為那裡才有他們的權力基礎。洛陽從武則天垂簾聽政起到退位，已被她的勢力盤踞40餘年，只有回到長安才算回到正統的地位。按理說，這樣的做法是名正言順的，可是大臣們幾乎一片反對之聲，理由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缺少糧食供應，回不得啊！百官們習慣了能吃飽飯的日子，餓怕了！中宗怒斥：“豈有逐糧天子邪？”
從全國大局上來說，回到長安是正確的，畢竟祖宗之地擺在那裡。可吃飯問題，是最現實的問題，不解決掉，再好的大局也無沒用。不肯當逐糧天子的中宗固然有骨氣，卻也軟弱無能，最終被自己的老婆和女兒聯手害死，致朝堂陷入混亂，直至唐玄宗即位，撫平內亂，改元開元，唐朝才重新走向正軌。在玄宗執政的頭二十五年裡，又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待在洛陽的，糧食問題始終邁不過去。
痛定思痛之下，玄宗決心大力整頓漕運。開元二十一年，任命裴耀卿為江淮都轉運使，負責洛陽到長安的糧食轉運。裴耀卿採取分點設倉、分段運輸、分段控制，避開三門峽，漕運陸運相結合的辦法，平均每年為長安轉運糧食200多萬石，到天寶年間高達400多萬石。這一舉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解決了長安百萬人口的吃飯問題。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漕運的改善，極大的穩固了長安在唐帝國中的地位，從此唐玄宗再也不用過逃荒的日子。天寶後期，玄宗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奢靡日子，直到安史之亂爆發。從這時起，洛陽不再成為帝國的軸心，它繁華依舊，慢慢開始走向衰落。
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極大的影響了唐朝以後的歷史走向，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發展高點滑向低點的轉折點。倒不單純是它的破壞性，它嚴重破壞北方經濟，促使中國經濟重心繼續南移，更將長安洛陽兩都的繁華消耗殆盡。另外，氣候的改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20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發現，在隋唐前期，中國的氣候普遍是溫暖溼潤的，為中國國力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到8世紀中葉，氣候出現一個由暖轉冷的過程，氣候變的溼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逐漸南移，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動力不斷加大，五代以後，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入主中國北方建立區域性王朝，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不斷變冷的氣候趨勢，北方遊牧民的興起，致北方衰落，西北日漸凋敝。唐代中葉的氣候突變及安史之亂是這種大演變的十分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林立，帝國的權力被慢慢架空。帝國想要生存就必須獲得糧食，要獲得糧食就要控制運河、保住漕運。公元763年，唐代宗李豫任用劉晏第二次改革漕運，獲得巨大成功，長安的國都地位再次穩固，延續了其生命力。長安作為京畿重地，藩鎮不敢肆意窺視，而洛陽，運河節點，長安糧食的轉運站，卻時常成為你爭我奪的物件。長安尚能苟延殘喘，洛陽就沒那麼幸運了。到了唐末，經過各路軍閥的橫徵暴斂外加黃巢的敲骨吸髓，洛陽變得殘破不堪，最糟糕的時候人口不滿百戶，形若鬼城。
洛陽被玩廢了，漕運還得繼續。在對運河的爭奪中，洛陽以東，控制著汴河到黃河入口的汴州（今開封）脫穎而出，它是運河上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能截留經汴州西運洛陽和長安的漕運財富。公元907年，節度使朱溫廢唐哀帝自立，建立後梁，定都汴州。汴州成了唐滅以後的新的政治中心和水陸交通中心。自此，中國的東西大動脈被南北大動脈取代，並一直延續到清朝。
北宋建立後，趙匡胤注意到，汴梁雖然水陸交通發達，可週邊一馬平川，無險可守。一度考慮過將國都遷往洛陽，然後遷入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因為沒人能輕易扭轉現實。北方契丹的興起，西北民族的窺伺，日漸寒冷的氣候（大趨勢），凋敝的西北，已成廢墟的長安，黃河水文的惡化，運河節點的轉移，經濟重心的南移等這些因素，使得北宋帝國不可能耗費巨大國力去經營、穩固和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長安，隨著形勢的巨大變化（不可逆的），再也不具備成為國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