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談到兩伊戰爭，人們往往會想到為了顯示中東霸權謀求傳統邊界重新劃定而發動戰爭的“梟雄”薩達姆，也往往把戰爭的最終爆發歸咎於薩達姆政權的貪得無厭。但是縱觀兩國領土爭端的歷史，在中東地區複雜的宗教、政治、文化鬥爭當中，兩伊戰爭的爆發似乎並沒有那麼簡單。

▲薩達姆

兩伊戰爭的爆發背後，顯然隱藏著更加深刻的政治衝突和宗教矛盾。誠然，薩達姆發動戰爭謀求阿拉伯河地區的領土主權，是兩伊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但是，在紛繁複雜的中東亂局當中，卻不僅僅是阿拉伯人內部的矛盾鬥爭，作為歷史上沒能完全跟上現代化腳步的中東地區，難免會受到西方殖民帝國的百般干涉和刁難，甚至還有如同英國解決就殖民地問題一樣在中東埋下暗雷的種種做法，也讓這個動盪了幾百年的歐亞非三洲樞紐的地區增添了更多無可奈何的真實原因。

▲中東國家分佈圖

政教紛爭

伊斯蘭宗教發展過程中曾經分化出多個不同的派別。伊斯蘭中長久以來對立的兩個派別什葉派和遜尼派則分佈在中東地區的各個地方，而在兩河流域交匯地帶的人口聚集區，伊拉克和伊朗都有著不同比例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信眾，這就給當地的世俗化和現代化帶來了一些困難。

同時，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中東地區都曾創造過輝煌的文明，兩個民族在歷史上也有著各種矛盾。不僅有著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帝國在政權更替中的民族廝殺，還在十六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和後波斯帝國（薩法維王朝）的政治鬥爭中結下了深厚的矛盾。

▲勢力分佈圖

而在20世紀後期的兩河流域，分居在伊朗和伊拉克的主體民族正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這就給兩伊之間的政治鬥爭增添了民族意識，加上1847年被英俄兩國分別控制的奧斯曼帝國（伊拉克地區原宗主國）和波斯帝國（愷加王朝）簽署了新邊境條約，使兩伊地區的領土爭端滲入了殖民帝國的政治操弄。

1975年薩達姆被時任伊拉克總統貝克爾派遣至伊朗，協商兩國爭議邊界問題。伊朗透過放棄資助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武裝為條件，讓伊拉克放棄了對阿拉伯河的主權爭奪，並同意以阿拉伯河中線為界劃分國界，最終簽訂了《阿爾及爾協定》，這也迫使伊拉克做出妥協，使伊朗在邊界問題上獲得了實質性成功。

但是好景不長，伊朗遜尼派政權最終被回國以後的什葉派領袖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最終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然而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性質卻並沒有世俗化國家一般的自由，而更多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現代國家意識和現代化文明的妥協，也是伊斯蘭世界特有的政治實體。這也就為後來兩伊之間的宗教矛盾最終演變為政治爭端，進而演變成戰爭埋下禍根。

伊朗和伊拉克無論從歷史上的民族紛爭和長久以來的宗教意識形態鬥爭，還是從近代以來殖民帝國在兩伊地區的政治操弄和近代民族國家意識和近代化帶來的主權意識所產生的文化衝突來看，都已經積蓄了長久的矛盾。

伊斯蘭革命

伊朗在波斯帝國故地之上建立的王朝，在進入20世紀以後越來越無法承載現代化的歷史使命。

儘管近代歷史上伊朗也曾在遭受列強入侵成為半殖民地國家以後，仍然有內部反抗的鬥爭力量，但是卻沒有擺脫過去的封建世俗化軌道。儘管這也是因為時代原因使得伊朗沒有孕育出更多具有現代化革新思想並掌握話語權和實力的新興階層，但是同樣也是因為在中東地區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排外傳統和教權思想的深入人心，在沒有宗教改革和思想啟蒙的中東，伊斯蘭仍然發揮著西方宗教在中世紀歐洲所固有的思想支配地位，而往往要進行現代化改造就無可避免的要與伊斯蘭傳統碰撞。

不僅如此，伊朗國內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宗教分佈並不均衡，但是佔全國41%信眾的遜尼派確實巴列維王朝的國教，這在政教合一的伊朗王國是存在巨大矛盾的。王朝內部統治階級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國內什葉派大多數的各種反應，而在二戰期間，美國為了介入中東政局，已經早早地考試扶持巴列維王朝，在得到美國資金支援以後，伊朗的國家實力傲居中東。

▲伊朗

但是在這樣的扶持下，沒有依靠自身獨立發展崛起的巴列維王朝註定要受制於歐美干涉主義的行動。此後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各種改革都受到了歐美國家的政治操弄影響，甚至一度因為觸及歐美在中東的石油權益推翻了伊朗首相，使伊朗政體名存實亡，從而滿足歐美國家對伊朗的政治改造來滿足自身的資源控制訴求。

這樣的舉動當然會受到來自伊朗國內什葉派人士的強烈反對，無論是政局干涉導致的國家形象和尊嚴損失，還是巴列維國王執意改革效仿美式市民社會的強行效仿讓伊朗民間無法適應跳躍式改革，都讓伊朗國內什葉派民眾對改革反響甚微。於是當什葉派領袖霍梅尼提出異議後，巴列維王朝的第一反應便是驅逐這個伊朗的宗教領袖，於是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伊朗國內什葉派的騷動和反抗。伊朗的政治局面也就在這近幾十年的紛爭中逐漸走向了動盪的彼岸，最終在庫爾德武裝反對政府和什葉派爭權當中，巴列維王朝的分崩離析也就在所難免了。

但是當霍梅尼真正在伊朗開展伊斯蘭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構想下的政治弊端也無不凸顯，作為一個政治妥協的產物，現代國家意識和宗教權力相融合，現代民主政府框架下又依託著宗教教義支撐，也讓伊朗在主權問題的處理上稍顯遲緩，最終在薩達姆的迅猛攻勢下，矛盾最後終於爆發了。

▲伊朗勢力分佈

現代化艱難進取

薩達姆接任貝克爾後的政治設想充滿著現代化民族國家的視野和想象。儘管薩達姆的民主政府支持者僅僅是伊拉克民眾當中的20%，但是民族國家的政治主動性，還是讓薩達姆下定決心想要徹底解決與伊朗的領土邊界問題。

雖然《阿爾及爾協定》是薩達姆牽頭與伊朗談判妥協的產物，但薩達姆仍然將這個協定視為恥辱。這不僅是因為歷史上英國利用奧斯曼帝國佔據了阿拉伯河流域和霍爾木茲海峽的掌控權，使伊拉克在地域影響上受到伊朗的制約，也是因為在簽署這個看似成功的協定以後，對伊朗內部矛盾的分化行動被協定作為交換條件而最終停止，讓伊拉克謀求以現代化革命的方式改變伊朗政局的想法最終停留在干涉內政的階段。

《阿爾及爾協定》被薩達姆視為伊拉克對伊朗政治妥協，這對於民族國家的主權問題是暫時的解決方案，這是薩達姆心中的恥辱。伊拉克國內的現代化程序在成立共和國以來一直是由本民族現代化更深厚，世俗化更深入的民眾支援著，然而伊拉克作為中東傳統帝國的中獨立出來的新興共和國，民眾的宗教化程度仍然很高。在伊拉克國內，仍然有佔60%的什葉派宗教民眾，和20%的遜尼派宗教民眾，宗教在伊拉克國內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又遭逢鄰國什葉派革命大獲全勝，薩達姆也面臨著難以壓制國內什葉派政治情緒的艱難局面，如果伊拉克什葉派異軍突起想要效仿鄰國的成功案例，伊拉克必定會成為第二個伊斯蘭革命成功的國家，這是薩達姆為代表的現代化支持者無法接受的。

正在此時，擺在薩達姆面前的是兩個機會。一邊是鄰國兼領土問題對立者伊朗在這個時刻內政大亂，什葉派領袖取代遜尼派支援的王朝宣佈建立伊斯蘭共和國，一邊是國內領袖更替，亟待解決國內的政治穩定問題。這樣的歷史機遇都讓薩達姆對外解決領土紛爭，甚至打擊美國滲透中東從而為伊拉克確立中東霸權，對內穩定局勢解決有可能發生的政治分裂，對伊朗出手的時機也確實已經成熟。

然而薩達姆還是低估了霍梅尼代表的什葉派在伊朗國內的政治動力，即使剛剛推翻王朝政權，伊朗依然組織起了頑強的抵抗力量面對薩達姆實現霸權的放手一搏。

▲薩達姆

時代變局

中東地區紛繁複雜的宗教和政治問題本來已經難以解決，然而近代以來的殖民帝國為了控制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的能源命脈—石油，卻也不顧這裡複雜的宗教和民族矛盾，把殖民手段植入了中東的政治模式，更幻想以自認現代化必經道路的各種殖民帝國獨有的發展模式強行套用在中東國家，也正是因為這樣不擇手段的干涉和政治操弄，讓中東地區的現代化程序愈發艱難。

兩伊戰爭爆發前的各種領土問題也是殖民帝國以利益為首要考慮點而埋下的隱患。無論是奧斯曼帝國（伊拉克前宗主國）和波斯帝國（伊朗前身）在英俄操縱下，強行劃分的政治界限，還是後來美國操縱伊朗王國導致的伊朗傀儡化，都成為了這場戰爭背後的國際政治原因。

▲兩伊戰爭

結論

在中東特有的政治、宗教和民族問題中，兩伊戰爭的爆發是可以預見的深刻矛盾的最終產物。

伊朗伊斯蘭革命擺脫美國控制的努力是伊朗民族的自我選擇，卻也是後殖民時代現代國家意識，現代化和宗教妥協的產物，其本身帶有的落後性也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民族革命，但是卻也是伊朗人民探索出來的，伊斯蘭影響深厚地區可能的現代化模式。儘管這樣的模式最終仍然被宗教教義驅動，成為了實現政治強權的一種動力

伊拉克成功的現代化民族國家革命和實踐也是伊拉克民族歷史選擇的產物。但是作為現代民族國家，領土主權意識和國際政治的敏感性仍然無法讓伊拉克的領導人們接受妥協式的領土問題解決方案，同樣更無法接受相對本國體制而言是一種歷史倒退的伊斯蘭革命滲透到伊拉克國內，在這種政治局面下，實現政治野心的最快方式只能用戰爭。但是中東地區的和平危機卻無法承受動盪之下才能誕生的政治格局，在無法解決宗教問題的局面下，戰爭的到來往往都會形成更多的妥協。

殖民帝國的政治延續，在滿足本國發展利益的同時卻無一例外的損害了被殖民國家的各種利益。在當今世界的諸多政治紛爭中，這樣的情況可謂數不勝數。兩伊戰爭的最後爆發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殖民帝國的政治操作遺留下本不該出現的領土爭端，另一方面是新殖民主義攪亂中東政局讓本已複雜的中東局勢更加難以解決。最終只有在戰爭中再次重現殖民地國家挑起的政治紛爭的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