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李忱，原名李怡，歷來認為是晚唐一個比較優秀的皇帝，或許還要算最後的一位。之後的懿宗、僖宗、昭宗，大部分時候都在以淚洗面，默默哀嘆大唐大廈將傾，行將落幕。
民間傳說唐宣宗少年曾經流落江湖，躲在寺廟避難一段時間，所以他對釋門佛家很有好感，感覺是純屬虛構。少年時期的光王李怡雖然在李家兒郎中不大被瞧得起，也不至於——或者說不大可能流落民間。
影視劇中的唐宣宗形象
李怡成長在穆宗、文宗時期，他是一代雄主唐憲宗的兒子，屬於被強大的宦官群體重點看管物件。而神策軍能控制京師，儘管名義上還有金吾衛軍負責外城的居民生活區。皇子稍微長大就要安置到當年的十六王宅（雖然是外城，但就在大明宮的南門外），原則上一直都在神策軍眼皮底下，光王李怡不可能輕易脫離控制，連去一般老百姓的居民區恐怕都不現實，怎麼可能浪跡地方？
關於唐宣宗流落民間寄居寺廟的說法，原本也是五花八門，有說是河南淅川香嚴寺，有說安徽涇縣寶勝寺。這一傳說的確來源唐代，最早出自是韋昭度的《續皇王寶運錄》（共十卷）。 他就生活在宣宗之後的懿宗、僖宗時期，後來當宰相。
按說韋昭度就比宣宗晚一輩，感覺很接近事實，聲稱武宗李炎幾番要害李怡，不得已躲入糞車逃出長安，在外浪跡三年。之後是五代十國，對宣宗流落地方的渲染更加多，比如從晚唐前蜀到荊楚的孫光憲《北夢瑣言》是非常出名的筆記史料，也寫李怡早年浪跡江南名山，訪問僧道。類似還有南唐史官尉遲偓所著《中朝故事》，說光王出逃是得到一些好心宦官相助，以宮車運出長安。後來到宋代的一些佛家史料像《五燈會元》就更突出了。
實際這種故事流傳主要是抬高宣宗得位有某種傳奇色彩，尤其對武宗毀佛一事進行否定，加強宣宗與佛門的淵源。會昌年間佛寺大部分遭難（甚至連帶中土明教摩尼寺和一些祆教寺），全天下被特別保護的佛門寺廟不多（極個別有皇家淵源，比如得到皇帝御書的大寺才倖免遇難，著名例子就是成都大聖慈寺，玄宗躲避安史在成都居住在廟中還敕令擴建，親寫寺名，會昌年間就沒有被毀），光王李怡能到哪裡去寄居佛門，甚至還出家？換句話說，說他去遊歷道家宮觀恐怕還靠譜一些。
歷史上北周武帝、唐武宗和之後周世宗柴榮三次大舉毀掉寺廟，目的都很相似，就是釋放人力，編入戶籍能夠增加收益。額外北周武帝和周世宗還為了有兵員擴充軍隊。
影視劇中的唐武宗形象
光王就算到民間，就算地方有殘存寺廟，當時風聲鶴唳，恐怕見到他也不敢冒險收留。光王李怡可是一個青壯男子，很容易被清查出來。筆者之前論及唐初貞觀時期民間狀況還曾強調，唐代比較清明太平的時期，普通人就算跨州過府都手續麻煩，需要各種備案。初唐、盛唐時期所謂遊歷天下的文人，一般都是借公事，要麼就遭貶謫，所以才會在詩文中流露感慨，否則，一般人哪有機會漫遊大好河山？
安史以後，中原各地流民增多，雖然確實民間流動性增大，但換句話說，冒險的成分也增大。但是從德宗、憲宗到武宗幾代都有過恢復百姓生計的努力，伴隨朝廷解決藩鎮問題，自然也要樹立相對嚴謹、規範的管理地方的制度。關中、河南一直是唐朝腹心之地，更是重點所在，我們的光王李怡又能夠去哪裡？所以這個傳說盡管是在唐宣宗過世後不久就開始流傳，但根據當時客觀情況看（主要是之前唐武宗時期的背景），可信度不算高。
光王李怡之所以能夠登基成為唐宣宗，完全依靠宦官頭領馬元贄扶持，撇開武宗的五個兒子坐上龍椅。李怡要比武宗李炎大四五歲，當時已經三十六七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而他接手的唐朝，經過李德裕和武宗一番大力整頓，不論在藩鎮痼疾還是凋敝民生方面，全都有一番新氣象，所以，唐宣宗簡直撿了一個大便宜，正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本來馬元贄扶持光王上位是得到宰相李德裕的認可，都知道，李德裕是會昌時期的靈魂人物。光王幾十年來一直是京師宮廷的著名宗室蠢蛋，號稱連話都說不利索的中年怪蜀黍。那麼，李德裕能夠支援這樣一個年長皇帝，除了代表宰相六部官員對官宦神策軍方面的妥協，主要還是外朝依然可以由他主事，這才說得過去。可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宣宗很快搖身一變，用強有力的事實證明他並非大家口口相傳的“傻白甜”形象。《舊唐書》稱：及監國之日，哀毀滿容，接待群僚，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焉。《資治通鑑》則記載：“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眾。”
對李德裕在武宗時期營造的氛圍，唐宣宗要刻意改變。他盡力緩和當時非常壓抑的朝野氣氛，就以犧牲李德裕迅速立足，博得眾多文武大臣，尤其牛派成員擁戴。牛派大臣大多虛有其表，崇尚詩文辭令，他們反過來又為宣宗樹立威望起到很好的鋪墊。大中時期為宣宗在後世創造所謂“小太宗”形象，感覺有君臣刻意共謀的機緣色彩。只不過，僅僅施展才幹不過五年的李德裕，成為一個無奈的祭品了。
唐宣宗推翻會昌局面的行動非常快。坐上龍椅不到一個月，武宗李炎尚未正式下葬，就改李德裕為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調離長安，眾人都震驚。武宗所寵任的道士趙歸真當然以追責的名義被杖殺，軒轅集流放嶺南，處置方士本來可算有的放矢，可要說宣宗真的是大義凜然地反感方士，卻並非如此。十年之後，他到晚年又將軒轅集召回宮廷詢問長生之術，所以，登位之初的措施完全是圍繞鞏固地位，並非要真的做出一番與武宗完全不同的新氣象。
當武宗下葬後，李德裕再調東都留守，同平章事被解除。次年冬，武宗時期的吳湘案被重新審理，李德裕再貶潮州司馬。大中二年（848）秋，貶為崖州司戶，次年冬李德裕就卒於貶所。究竟唐宣宗李忱與李德裕有怎樣的恩怨，要非將李德裕貶死不可呢？
影視劇中的李德裕形象
過去許多研究一般都聚焦君相之爭的框架，這肯定是原因之一。對於費解的歷史現象，後人往往透過種種套路，希望像運用數學公式一樣解答一些疑惑難題，為的是方便後人接受和理解。可實際任何一件比較重大的複雜的事件，何以會發生肯定都不簡單，並非我們教科書式的條條框框可以照本宣科。
唐宣宗李忱繼位以後當然希望一切能以自己的方式辦事，他不會再像武宗李炎那樣樂意把籌劃大局統統交給宰相，而皇帝只是提出一些想法意願，或者選擇判斷宰相、六部大臣拿出的各種方案。像李德裕甚至還會幫武宗李炎判斷，進行一些勸說和解釋。
唐宣宗李忱與李德裕的矛盾恐怕並非單純是皇帝和宰相的職權問題。
李忱的確帶有強烈的報復色彩，有複雜的心理壓抑太久後爆發的宣洩因素。後人基本都承認，唐宣宗絕非那種是非不分的昏庸之輩，甚至個人素質的好評還比武宗李炎多一些，所以，他反對李德裕的行為，直到要置對方於死地，照一般皇帝和宰相基於職權劃分的“公事”分歧，實在難以解釋，幾乎顯得不可理喻。
這一矛盾背後分明有李忱解不開的心理死結，他要搬掉李德裕這個絆腳石，一切事情要自己說了算，借懲辦李德裕樹立自己的龍威，強烈證明他內心的自卑與自強兩種隱秘情結互相糾纏，牢不可分。
首先，從李德裕參與朝廷公事開始，輔佐文宗、武宗兩個侄兒輩的皇帝，在朝野威望顯赫。李忱在宗室和大臣之間，過去毫無地位，甚至被嘲弄。就像俗話說，穿上龍袍也不像太子，李忱，必須把當時高高在上的李德裕當做最大的目標，必須要強勢壓制，說白了，李德裕被當成了新君的靶子。
其次，從宗室傳承傳統來說，李忱作為唐憲宗後期所生排行很小的兒子，根本無緣皇位。不僅出身差，還生的晚。在憲宗的嫡子穆宗李恆登位之後，按說皇位一旦傳給他自己的兒子，這更加符合禮制規矩，之後，傳承就自然遠離了其他同輩皇子。
之後敬宗、文宗、武宗的傳承幾番遭遇變數，實際又回到兄弟相傳的軌道，無形中滋生李忱自強的念頭，因為他不服命運！李忱成長以後，自我感覺比李恆和兒子李湛強得多，內心總以當年次子上位的太宗世民為榜樣（最終留下小太宗的綽號顯然是宣宗刻意營造的輿論）。
李忱並非單純看扁哥哥李恆和侄兒李湛，實際還有對郭太后及其子嗣充滿深深的敵意，忍了二十多年羞辱和嘲諷，朝李德裕與郭太后所代表的一切釋放他的憤恨。
影視劇中的馬元贄形象
李德裕不僅是憲宗名相李吉甫的兒子，他還是群臣派別紛爭的焦點，一直處在旋渦之中，尤其會昌年間整頓朝野已經得罪許多人。像白敏中（白居易的從弟）、崔鉉、令狐綯等一大批人受李德裕壓制，被宣宗召回提升宰相以後，由他們不斷羅織罪名，最後將李德裕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崖州就是海南島三亞，李德裕是前往比蘇東坡還早近300年的海南島，可想而知會多麼荒涼原始。
白敏中其實最早也是李德裕發掘，推薦當翰林學士知制誥。以德宗以來的翰林學士是接近皇帝的天梯，足見李德裕對白敏中充滿賞識。當時大詩人白居易名頭顯赫，武宗本來也想啟用，但白居易已年老，死於會昌末年。李德裕就認為白敏中的才華見識都不亞於白居易，可能是哄武宗高興，但也表明他對白敏中是有期待的。雖然沒有很快重用，也不算當真嚴厲的壓制。
可白敏中的確是有攀龍附鳳之心，對武宗年間受冷遇很不甘心，宣宗即位後的一些舉動，讓他看到機遇，就和崔鉉找各種理由對付李德裕。因為李德裕是卓有聲望的一代名臣，宣宗作為新君要以積極正面的形象示人，不能直接以某些罪名就處死李德裕（畢竟不可能涉及什麼十惡不赦的大錯），所以就採取“折騰”的方式，當李德裕被遠謫天涯的時候，除了留下文書對白敏中會如此對他感到鬱悶，唯有世交子弟段成式（段文昌之子，《酉陽雜俎》的作者）還有書信往來，寬慰李德裕。
而白敏中靠對李德裕恩將仇報升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跟著加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太清宮使，封太原郡開國公，食邑2000戶，在大中前五年裡多達十三次升遷（大中五年還立下過招撫西北党項等的軍功），位居四輔之首，可謂風光無限。
而崔鉉很早已經對白敏中有嫉妒心理，想設法排擠他，提議讓他去應對複雜的部族問題是設下一個圈套，可白敏中福星高照，結果大出意料。
當時西北党項隨著河西張義潮對吐蕃的反抗，他們的勢力開始擴充套件，對周圍的州縣有很大滋擾。宣宗對白敏中正寵信有加，以當年裴度出征淮西的使相禮遇，居然不負期望順利解決，後專任邠寧節度使，簡直叫嫉妒白敏中的崔鉉吐血。
白敏中當然不可能與裴度相提並論，更加沒有軍事才華，但他以收買籠絡的方式居然遏制了党項的進一步行動。跟著大中七年（853）改西川節度使又是需要去應對西南諸部的問題。白敏中在成都坐鎮五年，同樣把地方理得很順，整訓軍隊，鞏固邊關，發展生產，尤其在成都開鑿金水河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實在頗有成績，被加太子太師。
如從客觀看，白敏中對李德裕一事很讓後人不齒，也算不上具有什麼特殊才幹，可他也不是純粹靠溜鬚拍馬勝出，更不是完全毫無本事的傢伙。白敏中在牛李紛爭最後的階段，除了人際關係傾向牛派，以及保護自身利益，總體個人修養還是過得去（這一點就好比德宗時期為人同樣糟糕的盧杞也很清廉節省）。換句話說，白敏中也不完全就屬於李宗閔、牛僧孺那種對朝局完全保守的人物。畢竟他是由李德裕推選出來的，顯然他有渴望積極有為的一面才能被相中。所以，面對這些人生軌跡比較複雜的歷史人物，其內在真的很多面，一點不簡單。
如果李德裕還可以說主要是宣宗做大事的絆腳石，實際更有私人恩怨的是郭太后，更加體現宣宗出身寒微的自卑心理。其母鄭氏不但不受郭太后喜歡，本來就是郭氏身邊的一個侍女，這是李忱心靈上一塊抹不去的，帶著恥辱感的身份烙印。
唐宣宗是白居易的著名粉絲，順帶重用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
之所以鄭氏會做郭氏侍女，因為她過去是宗室李錡的寵妾。李錡在憲宗元和初期曾在地方圖謀生事被討伐。府上有兩個著名妾侍，一個是生下宣宗李忱的鄭氏，另一個是被大詩人杜牧寫入長詩的杜秋娘。恰恰她出自地方宗室逆臣身邊的妾侍，連帶生下的兒子李忱，正是被郭氏和宗室親貴看不起的根源。
憲宗之後的穆敬文武幾代，穆宗李恆是郭後的親子，李忱的同輩兄長。敬宗李湛是郭後的孫子。文宗、武宗雖然是宣宗李忱的侄兒輩，年紀其實也相仿（敬宗李湛和文宗李昂都比李忱大一歲，武宗李炎也僅比他小四歲），文武二君與郭後沒有直接血親關聯，但他們的母親皆得到郭太后首肯。文宗李昂對郭太后非常孝順，經常奉送好吃的孝敬。
武宗雖然任性貪玩，可也會博郭太后喜歡，比如請教如何當好大唐天子。郭氏曾教導：“諫臣所上章疏應當留心閱覽，覺得可行的就採用，如有不妥之處，可以徵詢宰相的意見。不得拒受直言，不要聽信讒言，要以忠良之士作為心腹。這樣就能成為盛德天子。”
由於當年憲宗死的時候流傳許多風言風語，像憲宗被宦官所害，其實郭氏有所參與意圖扶立穆宗登位的潛在因素。雖然一直以來無法肯定，但如果分析疑案形成，從誰最受益的角度，郭太后實在很難擺脫加害憲宗的嫌疑。
到宣宗坐上龍椅，他很難從自己仇恨郭氏的角度宣洩對其打擊，隱忍二十多年後，在李德裕罷相不久，逼死郭太后且不許合葬憲宗陵寢，正式抬出憲宗之死的疑團作為一個堂而皇之的藉口。
大中二年（848）六月初一，堂堂太皇太后的郭氏在宮中居然上演一出尷尬的跳樓秀，當晚就神秘離世，很大程度就是被宣宗刻意逼迫。
當時，太常官王暤奏請將郭氏合葬於憲宗景陵，宣宗非常不高興，命白敏中責備王暤。王暤反駁：“郭後是唐憲宗在東宮時的元妃，作為兒媳侍奉唐順宗，經歷五朝皆為天下母后，不應再有異議。”白敏中只能以發火下臺。
當時另一大臣周墀也加以指責（周墀也是牛派人員，文宗甘露之後被軟禁宮中，曾向周墀哀嘆自己不如漢獻帝），王暤始終不肯屈從。周墀說：“王暤確是孤傲耿直。”宣宗將王暤貶為句容縣令，最終入帝陵陪伴憲宗的是宣宗之母鄭氏。
從家世背景看，李德裕和郭氏都出身名門，而唐宣宗與其生母出身相當卑微，所以他首先把目光轉向相對不大起眼的白敏中、令狐綯、牛僧孺等。然後將之前被打壓的李宗閔、崔鉉、楊嗣復、李珏、崔珙全部調回，以此恩遇來收攏名門子弟的口碑，所以大中時期就結束了長達四十年的所謂牛李之爭。
這是宣宗從朝廷官員上層掙得擁護的手腕，再以一些學者研究，宣宗很可能很早就與一些屬於翰林學士階層的官員暗中往來，至少與白敏中、徐商、韋琮等交往非常早，這些人在李忱登位之際幫忙鞏固皇位有很大作用。
其次，宣宗大力恢復寺院，也是藉此安撫僧侶和民間士紳階層的手腕。之前唐武宗和李德裕大力整肅教門寺院，財產被剝奪，強迫人員還俗，經籍散佚。不僅是單對佛門，連明教摩尼寺、祆教拜火祠、景教大秦寺等全都受到波及，這是佛門歷史上號稱“三武一宗”劫難範圍最大、也最嚴厲的一次。當時百姓不論貧富，大多數也有各種信奉，甚至不乏痴迷者。儘管會昌年間從朝廷執行下來比較嚴苛，確實客觀上減輕了許多百姓供養僧尼的負擔，使社會免於陷入之前歷次迎佛骨一類的狂熱。
但是，唐宣宗即位後，很快使各類教門得到恢復。整個大中年間，唐宣宗雖然憑藉較強的個人能力維持社稷比較平穩，可從根基而言，依然仰仗會昌年間李德裕打下的基礎。
影視劇中的唐宣宗形象
大中元年（847）三月，宣宗就下詔：“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資治通鑑》就對此評曰：“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胡三省也嘆道：“觀通鑑之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
不要說通鑑和胡三省是宋代對唐代的回顧評價，實際這一弊端在宣宗年間就有人提出警惕，大中五年的科舉進士孫樵就上書： “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右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中書門下也奏報：“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兇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
若回顧會昌年間之所以行事激進，主要還是為維繫平定藩鎮的戰事，緩解經濟壓力，從今天的話說是一種戰時特殊策略。因為從憲宗到武宗，都是戰事頻繁，而經濟凋敝從唐德宗結束安史之禍從未得到完全恢復，錢幣財政非常緊張，唐德宗甚至多次下令禁止現錢出境，京師長安屢遭戰事，大量商人帶了錢到別處貿易，使長安的錢幣更加缺少。很多地方市井交易都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
唐憲宗算是後期最積極有為的皇帝，一共在位十五年，就有十二年在平定各地藩鎮，進一步造成貞元以來的經濟緊張。各地出現大量“虛錢”，價值越來越大，從以一當十到當三十，甚至當五十。
最初唐肅宗在平安史時已經產生當錢。此後民間流行以物抵值，進一步促使“虛錢”的流通，完全就是當時經濟困境的反映，也是唐德宗會更改稅法的一個背景。到唐憲宗期間為了恢復市場和加強財政，還於元和六年和十五年進一步調整稅額，這就是為什麼官府和民間會出現一些變通交易方式，所以唐朝後期還出現有異地支取的“飛錢”。安史之後經過幾代皇帝林林總總的困境積累，到李德裕對唐武宗時期大局的把控，終於促使透過再一次對教門進行整頓打擊，臨時緩解朝廷官府的經濟壓力，這就是會昌毀佛的根本大背景。
唐宣宗的畫像
唐宣宗剛繼位就力推恢復寺院，實際正如後來的批評，朝廷官府還並沒有完全扭轉經濟的困境。唐宣宗明明享用了李德裕整頓幾年的成果，卻又一改會昌時期的措施，純粹出於對李德裕個人名望和行事方式的不滿。但是，唐宣宗在大中時期的主張並沒有在會昌的基礎上有多大積極因素。
比如大張旗鼓恢復教門的興旺，同樣不過五年，準備要與黨項羌作戰時，宣宗就感到來自輿論和財政的雙重壓力，下令限制建造佛寺。次年底，中書門下又上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蹟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宣宗從之，不得不吸收會昌年間的一些嚴苛措施。
唐宣宗在多數時候，很想表現相對懷柔的治理方式，故意迴避一些困難和隱患，比如支援白敏中以籠絡的方式解決党項危機，比如民間實際已經在醞釀著矛盾，包括其他邊疆地區也有一些矛盾。
總的來說，唐宣宗的確好運，以至於一登位就有河西歸義軍的出現，讓唐朝聲威在邊疆有所恢復，其他各方面問題也基本能夠順利擺平或遮掩，社會局面仰仗會昌時期的基礎，沒有進一步惡化。可一旦宣宗死，很快這些被掩蓋的系統漏洞立即爆發，也就懿宗、僖宗兩朝，大唐社稷就搖搖欲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