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能官吏作為金代官吏隊伍中德才兼備的優秀代表，清廉幹能事關國家的理亂興廢，對金朝社會、政治的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從整理的108位金代廉能官吏履歷事蹟看，活動的政績類別豐富多樣，屢有治績且政聲洋溢，頗受時人和後代史家的讚譽。

金代廉能官吏的政績主要可以劃分為“善治、軍功、進諫、經濟”四個類別。透過探討金代廉能官吏的政績觀念與施政行為，進而分析金代廉能官吏政績所帶來的社會影響。

寬政善治

“善治”即善於治理，能夠透過有效的治理使轄區內百姓安居樂業。具體表現在金代廉能官吏的政治寬簡、獄無留訟等方面。金代廉能官吏在獄訟方面的治理政績是較為豐富的，“治以寬簡”、“未嘗留訟”、“斷獄明敏”、“所至無冤”、“聽訟明決”等詞語在廉能官吏事蹟中被反覆出現。

如大定初，一切免為民。閭山寺獲賜民戶三百，與僧侶一同居住，因提供徭役而不用納租，所以該地民戶不在免例的範圍，訴訟多年卻不得解決。李晏知曉後，上章雲：“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甚至不惜與世宗相詰難，金世宗歎服李晏的愛民如子，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之。

又如正隆末年，大名境內盜賊四起，數千名被摻雜在盜賊中的百姓無法辯白身份，都被看壓在大名牢獄中，梁肅上任大名尹後，“考驗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透過敏銳的斷案能力快速將百姓與盜賊區分開，達到無漏網之魚、亦無冤假錯案的效果。

他們還多能平御盜賊，使盜不入城。盧庸在無長河大山為天然防禦屏障的地區，培養弓箭手，且耕且戰，使邊境無敢犯之兵；李摶任沁水令時，“鄰邑盜賊充斥，獨不入沁水”，其治理讓盜賊聞風喪膽。

此外，金代廉能官吏的備禦之舉也是很頻繁的。表現為引水注濠、穿壕築障以為阻，補築城池、修繕器械，召丁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諮以備禦之策”。

如世宗時，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選用乣人，私縱不法者，朝廷商討改用諸色人，廉能官吏完顏襄則認為金朝北邊雖無戰事，但卻必須進行持久經略，若放鬆此門戶，極易造成不必要的邊境之憂，不放鬆對邊境之地的經略，此舉有效保護了金朝北境的安寧。

總之，金代廉能官吏者，善治有為，為金朝社會安定保駕護航。

軍功卓著

軍事實力與軍隊戰鬥力是國家抵禦外敵，維護本國安全的重要力量。也是衡量國家實力、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關鍵點。任用廉能官員為軍事將領，所產生的優勢效應是不可估量的。

從所掌握的廉能武官政績情況來看，金代廉能武官的政績可細分為五類，具體情況來看：一是伐遼。如遼帝以七十萬大軍停於馳門時，完顏宗雄率眾直追，大敗遼軍，因伐遼之功受賜御介冑、戰馬、寶貨、奴婢等；

二為伐宋。從金代廉能武官的事蹟記載看，很多廉能武官受益於伐宋戰爭，由此獲取軍功，如烏古孫兀屯、耨碗溫敦兀帶等皆曾參與伐宋戰爭，並獲得不同獎賞，伐宋戰爭解決了宋軍的威脅，守衛了金朝南境。

三是平亂，依據平叛物件的不同又分三個角度。即對北部廣吉剌、阻卜之擾的平叛，章宗時“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完顏宗浩以“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籍彼為捍乎？”

為由，趁春暮馬弱之際解除了廣吉剌的騷擾；討契丹之叛，正隆間遊古河闌子山等猛安契丹謀亂，移剌斡裡朵押兵南下，發兵討之；平窩斡之亂，大定年間，完顏襄隨從僕散忠義追窩斡餘黨至嫋嶺西的陷泉，擒賊酋窩斡論功為第一。

四為撫慰，德壽叛亂時，諸乣軍亦剽掠為民患，丞相襄“移諸乣居之近京地，撫慰之”；大定二年，詔移剌子敬前往諸猛安謀克安撫窩斡餘黨。

五則是守城，金代有很多守城力戰而死的廉能武官，他們捨生忘死，忠義報國，成就了金代廉能武官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如廉能官吏毛矩，力戰守城，最後城陷自縊而終。

進諫舉賢

官吏的得失事關吏治的清明與否，世宗常以“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為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為目標，重視官吏隊伍素質，廉能官吏正是國家機制穩健發展的重要力量。在金代廉能官吏之中，不乏舉薦賢能無藏私之輩，給金代賢能之士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之門。

例如，金代著名丞相石琚，任職期間數次舉薦賢能之士，史料記載稱之為“往往舉能其官”，左丞移剌道、參政粘割斡特剌、右司員外郎室紹先皆受其舉薦並受到統治者重用，關於粘割斡特剌、室紹先的廉能事蹟雖困於史料記載之疏，無從查證，但從廉能官移剌道的事蹟中也可對石琚舉薦之人德行窺見一二。

《金史·移剌道傳》雲，移剌道以廉升者，“清廉有幹局”，著有善治，及死，世宗“遣使致祭，賻贈有加。詔影象藏秘府，擢其子八狗為閤門袛候”，不僅生前有廉名，獲得重用，死後仍被禮遇恩寵。而室紹先不幸中風暴卒時，世宗還因此深感可惜，大為難過。

二人或明定為廉能之官，或官居高位深受統治者重視，史料記載曰：“世宗即位，於朝政多有裨補，深得信賴”、“惟石琚最為之人”。這種無私的薦賢行為客觀上促進了金代廉能官吏隊伍的不斷壯大。

此外，金代廉能官吏還透過參決政務，直言進諫而無所避言，對統治形成一定約束力。如高楨，生性方正嚴謹，就算是酷暑也不曾解衣緩帶，每次進諫，皆彈劾無所避諱，“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就連當時就任中丞的張忠輔、馬諷也受到過高楨的直言彈劾，高楨的直言不避為當路者忌憚。

眾多小人慾滋事對其中傷陷構，高楨明知艱險卻仍不改其節，至死仍不忘上書言“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始終以進諫退惡為責，所治期間，政令清肅。進諫舉賢，是金代廉能官吏政績中較為濃妝重抹的描述。

發展經濟

“經濟”類政績包括賑濟饑荒、興修水利、農業生產等方面。在金代廉能官吏的政績中，史料文獻關於此類的記載還是比較多的，對廉能官吏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績也較為關注。在金代廉能官吏的人物傳記或其他史料中，收錄很多他們救助災民，緩解饑荒的案例。他們或依靠政府力量，或運用經濟等手段，有效調控物資，賑濟百姓。

促進農業的穩健發展，主要表現為勸民歸田、引水溉田。在金代廉能官吏發展農業方面的記載中，典型的有廉能官吏移剌道，招諭盜賊民眾，“民或避盜避役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傅慎微修渠溉田，募民耕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盧庸修繕舊堰，引涇水灌溉農田，百姓多賴其利……

此外，還有修建水利，治理水患，減少自然災害對百姓的侵害。張維垣、盧庸組織力量壯堤防、築堤堰，降低水災來襲的損傷程度；韓景□面對河流水患即將沖毀堤壩，百姓有淹沒之危難時，率領民眾乘小船搶救，衝鋒破浪，九死而不顧。

或者為民求雨、儲備糧倉備饑年、賣牛給無牛耕者的。這些都為農業生產營造了良好的環境，促成了境內大治的繁華，減少了自然災害與人禍的發生與損失，為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經濟發展向前提供了保障，有效鞏固了國家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