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似乎象徵著中華民族的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古都。西安之所以能為古都千餘年，應該說是古代西安地區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為它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古都西安在關中平原的中央、渭河之南、秦嶺之北東有函谷關，西有大散關，南有五關，北有蕭關，穩居於四關之中。在古代，西安地區的地勢是低溼之地和高平之地交錯分佈，故文獻中說是“隰原相間”。那裡河流密集，有渭、涇、灃、滬、滈、灞、澇等八條河流滋潤著關中平原，故有“八水繞長安”的記載。當時的西安地區氣候宜人，雨量豐沛，物產豐饒。自西周文王建豐鎬於西安地區之後，有秦成陽、西漢長安以及新莽、西晉、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二個王朝以及一些農民起義軍政權像東漢赤眉、唐末黃巢、明末李自成等也先後建都於此，歷時一千零七十七年。古人詩貴長安是“秦中自古帝王都”它的形成發展史在中國古都中極為突出。有人說它是真正的完全意義上的中國古都，就是因為它的形成與發展期正是中國古代社會蓬勃發展的時期。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古都西安的發展代表著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的發展。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全國範圍內其他地區相繼開發並發展，西安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逐步落後於南方，處於劣勢，致使西安作為古都的地位自唐代以後逐漸讓位於其他地區。在西安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秦稱“成陽”，後秦稱“常安”，隋稱“大興城”，唐末五代叫“新城”，元代叫“奉元”，明洪武以後才開始使用“西安”的名稱。而“長安＂之名，自漢出現以後，為唐所沿用，成為一個使用時回最長、最能代表時代風貌的稱謂。它是城市的名稱，更是時代的標誌。各朝都城的城址略有移動，除了西周灃和鎬分別建於灃河西岸和東岸，秦咸陽地跨渭河南北外，以後的都城都是在渭河以南、灞河以西、灃河以東、滿河以北的地區略略向東南移動。

秦、漢、唐幾個著名王朝的統治，以那種開拓進取、積極向上的精神創造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個輝煌，對後代的影響至深至遠。秦始皇掃六合、一統天下，建立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在政治上，由統治中心的所在地都城成陽須布了一個個極其重要的政令，實施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等一系列對後代影響至深至遠的措施，為大一統中國的發展莫定了基礎。在宮殿建築方面，除了秦孝公時期建造的咸陽宮，秦始皇在統一的過程中不斷興建六國宮殿群和著名的阿房宮，盡全力體現一統天下的輝煌勝利與自豪情感。其大規模興建宮室和修建陵墓之風為後代帝王所模仿。雖然這個王朝是多麼的暴虐和短命，雖然後來中國歷史曾有過分與合的變化，但是，秦王朝實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統一的政策為後代統治者所吸收，秦王朝所莫定的一統江山一直是歷代統治者的皇權和國家最重要、最權威、最實際的體現和標誌。

漢高祖建立漢朝後，定都於秦成陽南面一個名叫“長安”的聚落。由於漢初宮城城牆的建造晚於未央宮、長樂宮等宮殿，為方便起見，隨形就勢地在宮殿群周邊形成一個不整齊的外廓，北面形似北斗七星，南面形似南斗六星，所以，漢長安又被人稱為“斗城”。就是在這個長安城中，漢高祖制定朝儀禮制，實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策，社會經濟迅速恢復與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又在長安城最終選擇了尊儒術、完鹽鐵（由國家經營）、逐奴、封擴土等政策和策略，從政治到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莫定了中國社會後來發展的基本模式。漢帝國在這一時期達到極盛，雄偉輝煌的宮殿“建章宮”的興建就是顯示時代強盛的標誌性建築。

隋唐長安，最初是隋代宇文愷等人設計建造的“大興城”，到高宗時期改名為“長安城”。唐長安城的城址與漢長安城址雖然都在龍首原上，但是漢長安在龍首原北，隋唐長安域在漢長安城東南、龍首原南麓。經隋唐兩朝的陸線興建，一座空前絕後的都域平地而起，面積廣達八十四平方公里。在建築規劃上，宮城在城的正北且居中，皇城和郭城在其南，從佈局形式上形象地顯示了天、地、人以及君與臣的關係。長安有南北大街十條，東西大街十四條，將長安城的一百零八坊和東、西兩市整齊地劃分開來。它最大程度地吸收了前代都城的建造經驗，又極大地發揮了設計師自身的智慧與想象，使長安城充滿寓意和想象。

它的佈局從中軸對稱、整齊劃一到與大明言、興慶宮和太極宮（隋大興宮）等建築群有機結合，形象地體現出帝國的盛世氣象。正是由於唐帝國中一個個傑出的帝王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降基（天寶以前的統治）以及後代對其褒貶不一的女皇武則天展盡他們非凡的統治才華，將統一的帝國推向極盛。又由於無數勤勞智慧的人民不懈地創造與建設，長安具有任何一座帝都無法比擬的氣勢。都城長安不僅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國，而且又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將中國的文化推同了世界，特別是東方國家。那時，大批的留學生來到長安學習中國的思想文化，至今，我們還能在日本、朝鮮等國的佛教、書法、飲茶、衣若、建築等方面看到大唐文化的深遠影響。

唐長安城以它廣闊的面積，以它無限壯美宏的城市佈局，以它雄偉壯的大明、興慶宮以及含元殿、德殿等宮建築，以一種昂揚向上的氣勢、開放博大的思想襟懷，向世界昭示了那一時代社會歷史發展走向統一、走向壯大、走向繁榮的主旋律，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發展至峰的標誌。唐代末年，由於藩鎮林立，戰亂不斷，長安遭受了不盡的天災人禍。特別到公元904年，控制著汴州的朱溫接天子遷都洛陽，並下令移民、拆屋，許多木材“自滑浮河而下”，由此，輝煌絕世的長安城時成為廢塘。唐末重修的長安城即“新城”，其地域範圍主要侷限在隋唐長安的皇城一帶，僅是原來的十分之一，這一直是五代、宋、元的規模，明代路向東向北有所延展。就城內的建築而言，除了元代修建有一定規模的安西王宮外，沒有更大的建樹；在清朝末年，西安的人口有十一萬，可知後世長安不僅在建築與規模上根本無法與隋唐長安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長安再也沒能恢復作為國都的地位，僅只作為一個地方城市留存在中國的版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