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五代十國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
在王夫之看來，五代不足以稱“代”，因為其沒有“相承而相易”，如果王夫之對“代”定義是正確的話，則五代承上啟下的作用恰恰證明其不僅可以稱為“代”，而且比此前各代的變化更大，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相易”更為劇烈。下面將簡要介紹五代十國社會特點和變化。
一、時代特點與社會的變化
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時代特點，熊德基先生指出：“這個時期正是歷史辯證運動的一個轉折點，表明中國封建社會正走一個新的階段”又說：五代十國時期，“
表面上亂，實質是變
”。這些話己經非常概括地將五代十國時期的時代特點說清楚了。
此外，還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特點問題，比如著名學者傅斯年論唐宋歷史特點時指出，自隋迄宋，為第二中國，“此八百年中，雖為一線相承，而風俗未嘗無變。”他認為，就統緒而言，
唐宋一脈相承，就風氣來看，唐宋之間又存在很大差異。
傅先生所說的“至於周宋，胡氣漸消，以至於無有。宋三百年間，盡是漢風”的這種變化，
正是從五代十國時期開始轉變的
。這是從種族、民族盛衰、升降作為劃分中國歷史階段的標準，是20世紀初期歷史分期的一大特色。
可見，以前有人稱後唐、後晉、後漢等朝，往往斥之為“沙陀三王朝”，是多麼地短視，孰不知這三個王朝的皇室早己漢化，其推行統治政策以及所用人物，早己不分蕃漢，與漢人當皇帝的後梁與後周並無任何差別。日本學者谷川道雄提出了“
從唐朝衰亡期經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具有決定的性質變化
”的觀點。
其實一些中國古代學者也早己經看出了五代十國時期的這種變化，如明朝人陳邦瞻就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來看待唐宋之際的大變動，而且
把中國歷史分作三個階段
。
他在《宋史紀事本末·序》中說：“
然而未暇考其世己，宇宙風氣
，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
陳邦瞻的這種歷史分期法雖然不算精準，其能將五代作為變化的一個極點
，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由於以上學者都是從宏觀的角度，縱論這段歷史的特點，無不肯定了五代十國時期變化的時代特點，至於具體發生了哪些變化？則言之不詳，故有必要再加以詳釋。總的來看，這一歷史時期發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１、典章制度的變化
在典章制度方面，宋人從來都對五代之制持否定態度，甚至越過了五代時期，認為本朝制度直接沿襲了唐制。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可能不受前一個歷史時期的影響，
新創或者隔代另搞一套制度。
關於五代典章制度的變化特點以及對宋制的影響，
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一是完善了樞密院機制，強化了樞密使職權，建立了以三司使為核心的財政系統。這兩種職官均被宋代所沿襲，是宋代中央職官體系中最核心的兩種職官。
二是科舉制度為北宋所沿襲，不論是常舉還是制舉均是如此
，比如其制舉科目完全複製後周之制，直到景德年間才有所改變。三是司法制度為北宋沿襲。在立法方面，北宋以《大周刑統》為藍本編輯了《宋刑統》，不僅在體例方面如此，在內容上還抄錄了不少五代敕條。宋代此後所編撰的法書，均沿襲五代的做法，以編集編敕為主，成為其主要法典體例。
五代沿襲唐制，所置的中央三法司，即大理寺、刑部、御史臺，仍為宋代所沿襲
。五代新創的軍巡院、侍衛司獄、馬步院、巡檢司等司法機構，大部也為北宋所沿襲。四是軍事體制的影響。五代創立的侍衛親軍馬步軍司與殿前司兩大禁軍系統完全為北宋所沿襲，只是北宋將前者一分為二，分為侍衛親軍馬軍司和侍衛親軍步軍司，與殿前司並稱禁軍三司，其統帥並稱為禁軍三帥。
以上只是擇其要者述之，
宋制沿襲五代之制並不僅限於這些
，在禮制、學校、三館、宮廷、地方官制等方面，無不受到五代制度的深刻影響。即使中央官制中也還有一些制度為其沿襲，如端明殿學士之職就是一例，此職完全是五代新創之官，地位重要，位在翰林學士之上。
總之，五代十國是一個大變革的歷史時代，
其典章制度也處在轉型期的不斷變化之中，因此也要從制度轉型的獨特視角去觀察五代典章制度對唐代的繼承和對宋代的影響，不能因為其歷史時期短暫而否定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２、社會經濟的變化
關於五代十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
指出了其特點主要表現在
：一是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二是具有持續發展的特點，三是商品經濟比重提高的特點，四是區域經濟獲得較大發展的特點。
同時還提出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完成應在五代十國時期的觀點
。在評估經濟重心轉移的標準方面，本文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認為南北雙方有一方的經濟總量超了50%，就表示經濟重心己經轉移了。
從唐中葉中央財政主要依賴江淮八道開始，
到五代十國時期南方相繼建立了眾多的政權
，再到北宋初期大量從南方向北方調運糧食，這一切都反映南北方經濟實力的不平衡性，天平的重心已經向南方傾斜了。日本學者內藤湖南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唐宋之交為實物經濟之終結，貨幣經濟之開始。
唐宋之交實際上就是指五代十國時期。
而從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的邁進，在中國經濟史上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由此可見，五代十國時期在經濟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後世影響甚大，沒有這一時期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兩宋時期經濟的繁榮。
二、五代十國的歷史地位
欲想正確評估五代十國時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就
必須從唐宋社會變革的角度去進行
，用唐宋社會變革的理論去指導這一評估，將這一問題放在唐朱變化的社會大潮中進行考察。日本學者竺少雅章說：“在八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的時代有顯著的變革，因此這個時期被稱作唐宋變革期，受到研究者的關心。”
五代十國時期正處在上述變革最劇烈的八至十一世紀之間，
因此研宂唐宋變革問題就避不開五代十國時期，反過來研究五代十國曆史也不得不將其放在唐宋變革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我國自秦漢以來，有三次大的分裂割據時期，即魏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和宋金遼夏時期。
在這三個歷史時期中，五代十國時期雖然歷史最為短暫
，但社會變革卻更加劇烈，對後世產生了更為明顯的影響。因為其正處於唐宋變革的關鍵時期，上承唐中葉以來的變革大潮，下啟趙宋社會發展之趨勢，在這個大的時代潮流下促使其社會必然發生劇烈的變化。其時代特點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社會各階層的內部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無論處於上層社會的帝王、官僚，還是處於社會下層的農民、奴婢、手工業工匠，包括處在社會中層的地主與商人階層，其內部結構無不發生巨大的變化，將門閥士族、貴族政治統統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這種變化的劇烈程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是前所未有的，表現為統治階級完全換成了來自社會下層的一茬新人；套在農民階層的人身依附關係基本解除，人身自由空前提高；奴婢等賤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不再存在了，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包括商人在內的市民階層的興起，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進步現象。
所有這一切在宋代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促進了中國社會由中古向近古的發展。
其二，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經濟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這一時期經濟發展有幾個新特點：一是區域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尤其割據南方的幾個政權所控制的區域的發展，改變了宋代經濟地理的基本格局；二是農業中商品經濟的成分增加了；三是商業的繁榮與商業都市的增加，這是與唐代的情況比較後得出的結論；四是對外貿易格局發生了變化，由唐代的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的貿易方向，一變為海上對外貿易為主。
這種趨勢為宋代以來歷朝所延續。
五代十國經濟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作用，即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在秦漢以來三次大的分裂時期中，社會經濟的發展唯一沒有出現反覆的就是五代十國時期，併為宋代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三，文化發展出現了新趨勢。
在文學上，這種文學體裁在文壇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並開啟了宋詞繁榮發展的方向。在繪畫方面，使花鳥畫與山水畫取代了釋道人物畫的主導地位，這一新趨勢併為宋代以後各朝所繼承和延續。在繪畫技法方面，創造了水墨山水著色新技法與花鳥沒骨畫法，一直影響至今。
在書法上，創造了尚意書法和徐鉉對隸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在佛教思想上，五宗對禪宗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禪宗思想則對理學的形成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四，在政治與典章制度方面亦有可取之處。
對前者而言，
五代十國時期結束了唐末以來的藩鎮混戰，分裂割據，實現了局部的統一
，並且使這種統一的趨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為北宋統一全國奠定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基礎。
通常認為這一時期藩鎮勢力強大，混戰不息，這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
，其實五代各朝均採取了程度不同的削藩政策，並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方諸國不約而同地也採取過削藩政策，如南唐、後蜀等國，前者甚至採取了藩鎮之下不置支郡的措施。北宋削弱和罷除支郡，實際上就是吸取了五代十國的這種經驗。
此外，在南唐、後蜀等國已經初步實現了文官治國與官僚政治，從而開了宋代在這些方面的先河。
關於五代十國時期的典章制度，對宋制產生了影響很大，可以說北宋王朝實際上就是五代之後的“第六代”，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在某種意義是可以成立的。
三、總結
綜上所述，可以明顯地看出，五代十國時期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以前學界對這個問題研宄不夠，或者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沒有給予客觀地充分地評估。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五代十國的時代特點，想來思去，還是本章開頭所引的“
表面上亂，實質是變”
—句，最為精闢，也最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