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前，契丹（遼）與中原政權有著頻繁的互動，其中，後晉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和周世宗北伐收復燕雲未果二事，對北宋北部的疆界影響極大。而宋立國之後與遼之間的南北對峙，則是推動宋初河北路邊防形勢發展的地緣基礎。北宋初年北部疆界範圍的形成和邊防形勢的發展，既有五代時遺存的歷史因素，也有宋遼雙方現實的政治考量。
一、宋初北部的疆界範圍與河北路的邊防形勢
1.宋初北部的疆界範圍
北宋時期，河東路和河北路是宋的北部邊防要地，故北部的疆界範圍即是河東路與河北路與遼交界之地。北宋的河東路下有代州至豐州一線與遼西京道為界，自代州東部五臺山始，向北過瓶形寨、梅回寨，由二寨向西至茹越寨，再向西南至雁門山——黃嵬山（六蕃山），此為代州與遼的邊界。代州以西是寧化軍和岢嵐軍，寧化軍界以薩爾臺為界，以南為宋境。
岢嵐軍以草城川為界。岢嵐軍西北是火山軍和豐州，火山軍下偏頭寨為宋之邊防處，豐州境內大體以子河汊一帶為界。從代州五臺山到豐州子河汊一帶，
河東路北部與遼西京道的邊界比較曲折和複雜
，而河北路北部與遼南京道的邊界就相對明晰一些。
宋初，在河北路北部鎮、易、雄、霸、滄州設榷場，五州是為邊州；太平興國四年後，析滄州、霸州之地，分別置乾寧軍、破虜軍，析易州遂城縣地置靜戎、威虜二軍，升保塞軍為保州，遂以以上諸州軍為邊面；端拱二年，易州及易縣、滿城、淶水三縣地為遼侵軼，邊防線內收南移，以鎮、定、保、雄、霸、滄六州，再加上述四軍作邊面。河北路與遼的邊界大致可分為三段：保州以東為東段，宋遼以拒馬河（巨馬河）為界河；界河以西至定州為中段；西段大茂山至泰戲山一線為宋遼分界線。
2.宋初河北路的邊防形勢
北宋從立國之初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先後歷經經 20 年，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實現了局部統一。然而，除了東部和南邊靠海之外，在其西、北二邊，分別有西夏、吐蕃、大理和契丹四個少數民族政權，而宋與契丹的南北對峙，從10世60年代到12世紀20年代，貫穿了北宋的整個王朝歷程，事實上也是“第二個南北朝”時期。宋遼之間的對峙給雙方社會的各個層面乃至其後的歷史發展都帶來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河北路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宋立國之前，石敬瑭已在後晉天福元年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自此契丹以燕雲之地作為經略中原的基礎，頻繁地干涉中原政局。宋承後晉之弊，河北失燕薊天險，自“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失去了北部天然的屏障，契丹鐵騎長驅之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不能抗”，外患頻仍。
宋初數次北伐，連連失利。
而契丹在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後
，開始了大規模的南侵，在此局面下，宋廷只得改變策略，轉攻為守，進行消極被動的防禦。河北路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除了其為北宋的北部邊防要地之外，還在於其南部就是北宋京城開封，為開封的門戶，時人有“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膂，義同一體，休慼均之”的說法。
其次，為了限制遼軍騎兵的馳突，宋廷於河北緣邊廣開塘濼，構築“水長城”，瀦水為險，“因以限遼”。大規模的開挖塘始於太宗時期，淳化四年，在何承矩和黃懋二人的主持下開始，至仁宗時期，自順安（今河北高陽縣境）以東直至瀕海，一個“綿亙七州軍、屈曲九百里”的塘濼體系出現在宋遼邊境上。此後，又將滹沱、胡盧（今滏陽河）、唐河、永濟渠等河水引入這一地帶，不斷擴大塘濼面積。
最後，在河北路屯駐重兵。宋太祖時，雖然主要的軍事活動是平服南方諸政權，但仍遣心腹大將駐守河北路。此外，
在澶淵之盟訂立以前
，北宋的軍隊規模和兵員數量都是在急速增長的：從北宋立國之初的十二萬到宋太祖後期開寶年間的三十七萬八千人，再到宋太宗末期的至道年間，計有軍隊六十六萬六千人，迄宋真宗鹹平年間，禁兵就已經有五十餘萬人，若再加上廂兵，則號稱“養兵百萬”。
澶淵之盟訂立以後才開始裁減兵馬，具體到河北路的駐防軍隊人數，仁宗時，河北禁兵有254個指揮數，按一指揮數500人來算，計有127000禁兵，若再考慮到廂兵、鄉兵等軍種，保守估計應當在250000人左右。而澶淵之盟訂立前，由於宋遼關係緊張，宋在河北路屯駐軍隊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所以河北路包括禁兵、廂兵、鄉兵等在內的軍隊總數還應在這250000人之上。
宋遼對峙之下，河北一路的戰略地位變得十分重要，由於失去了燕雲之地，北宋無險可守，在開挖塘濼以限遼騎的同時，又屯駐了重兵。然而，河北路“平原廣野”的地形限制了步兵與遼騎的對抗，所以組建騎兵就顯得格外重要，騎兵組建的基礎和關鍵是培育戰馬，河北路牧監的設立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來。
二、宋初河北路興置牧監的政策需求
1.政治上：北御契丹與南障京師
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喪失，河北路失去了天然的軍事屏障，變得無險可守。在戰略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宋朝陷入了被動的境況中。北宋前期與遼爆發了多次戰爭，其結果多以北宋的失敗而告終。雍熙北伐後，遼軍屢屢南侵，直至真宗時期雙方簽訂澶淵之盟後，才宣告大規模的戰事結束，進入了長達百年的和平對峙時期。河北路由於北接契丹，南臨京師，是為都城開封的門戶，“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宋遼雙方的戰役又多在河北境內進行，考慮到這些因素，宋廷在加強河北路御邊力量的同時，又需要在此設定牧監，以豢養軍馬，保證騎兵的供給。
另外，牧監設立在河北路也是宋廷出於國防戰略的考量，“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河北路牧監的設立有著明顯拱衛京師開封的目的。
2.經濟上：乘用、與提供生產原料
在古代交通通訊手段單一落後的情況下，馬作為主要的工具，為交通、通訊和運輸提供了主要的畜力。交通運輸具有事關國家鞏固、政權穩定的戰略意義，是北宋王朝軍事經濟以及文化交流的大動脈，
為了保障經濟的發展和交通運輸的暢通
，宋建國之初，就著手建立交通、通訊體系——館驛和遞鋪制度。設定館驛、遞鋪，主要目的是便於官員往來，中央命令的下達以及地方情報的上傳，而其正常執行，離不開馬等牲畜作為運輸載體，正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此外，在部隊行軍作戰中，馬除了作為騎兵的配置外，軍隊的輜重也需要馬來馱運。宋代馬匹除了對官方交通運輸做出突出貢獻外，對整個社會也是功莫大焉。在民間，馬還作為商旅往來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宋代是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鼎盛時期，頻繁的市場活動，鉅額的物資交換，都需要馬運輸載體，這也體現了馬在宋人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作為交通運輸和通訊的主要工具外，還為有關手工業提供了原料。《宋史》中有這樣的記載：監病馬有死亡者則送皮剝所，“斂其鬃尾、筋革入於官府”。將馬的“鬃尾筋革”上交於官府，由有關部門將其製作成生產生活或軍事用品。如馬筋是士兵作戰用的弓箭上弓弦的必備材料；馬皮可以製成甲冑等。
3.軍事戰法上：以騎制騎的戰術導向之需求
“國之大事在兵，兵在馬”，在冷兵器時代，戰爭的勝負往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部隊的機動性，奔襲、包抄、攻守進退等戰術的執行，依靠的是戰馬和騎兵，“兵家制勝莫如馬。步兵雖多，十不當馬軍之一”，因此，
騎兵的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
，這在北宋初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宋初，太祖、太宗二帝歷二十年順利平服南方諸政權，基本實現區域性統一，然而，之後北伐契丹、收復幽燕的軍事行動卻以失敗而告終。之所以統一南方的戰爭能節節勝利，關鍵因素之一就在於宋朝擁有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上都優於南方政權的騎兵，但宋之騎兵在遼軍面前就相形見絀了。
契丹政權擁有發達的養馬業，“牧馬蕃息多至百萬”，另外，契丹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也決定了他們善於騎射，遼人“習俗便乘馬”，青年男子善騎健馬，身披鐵衣還異常靈活，所以常能以騎兵取勝，這是北宋騎兵所無法匹敵的重要原因。正如宋祁所言：西北二敵之所以能抗中國者，惟以多馬，而人習騎，此二敵之長也。中國馬少，人又不習騎，此中國之短也。每至敵來作過，則朝廷常以所短御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今議者但欲益兵破敵，不知無馬且不能為兵也。
再如李覺所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事實上，宋之前的歷史時期內，
中原王朝在面對遊牧帝國或半耕牧邊疆政權時
，都面臨步、騎兩類兵種的差異問題，晁錯曾就匈奴與西漢的馬匹特點和戰騎素質作過精闢的比較，上下山阪、且騎且射，敏捷靈活的遊牧民族騎兵是中原王朝的步兵乃至平庸的騎兵所望塵莫及的，為應對強勁的匈奴，漢武帝時組建了能與之抗衡的騎兵部隊，長驅大漠，對匈奴戰爭的勝利實有賴於此。
唐代北擊突厥的成功也憑藉的是數量眾多且素質很高的騎兵。北宋建立後，西、北二邊的党項、契丹民族同樣擁有活躍在他們之前的遊牧民族的稟性，就北宋面臨的軍事壓力和挑戰而言，與漢、唐初期的形勢極為相似。正是在對前朝戰爭經驗的總結和與契丹等政權的較量中，宋廷上下深刻認識到騎兵的重要性與建設騎兵的迫切性，置監養馬、組建騎兵，實現以騎制騎，就成為宋初的戰術導向。
4.民族關係上：以夷制夷的策略之侷限
在宋朝的外交活動中，馬匹是一種具有高度活力，並能體現複雜外交功能的中介物。北宋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的經濟結構主要是以畜牧業為主，為滿足對農產品的需求，就需要與宋進行互市交易，而北宋也充分利用了這一特點，來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具體而言，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用其包括馬匹在內的畜牧物資，來換取北宋境內所產的茶葉、絲綢等產品，北宋利用這種供需關係來羈縻外族，以達到牽制遼夏的目的。
然而，透過市馬來外族以牽制遼夏的策略有其侷限性，主要是受政治氣候的影響很大。和平時期，雙方可以互通有無，而一旦宋與遼夏關係緊張，邊境榷場的大門往往會隨之關閉，互市也戛然而止，
北宋也就無法獲得馬匹
。事實上，馬作為事關戰爭成敗的重要軍需物資，在北宋的大多數時期內都被遼夏所限制出境，這就使得北宋朝廷一方面把市馬的區域轉向西南地區，另一方面，就是透過設立牧監，養馬自給。
總結
在政治、經濟、軍事戰略以及民族關係等方面，北宋一朝對馬的需求都很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具體的軍事需求擴充套件為廣泛的社會需求。出於鞏固宋王朝統治的總目標，在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調解下，所有這些需求匯在一起，就變成一股強大的壓力，要求國家能儘快提供穩定而可靠、充足而優質的馬源，以保證國防建設、經濟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