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作為一個伴隨著階級社會產生的特殊社會群體，從古至今，無論政治、軍事或經濟等各個領域都無法排除這一特殊職業的參與，特別是在科技、交通、通訊等都不發達的古代，間諜在軍事政治中的作用被上升到一個至關重要的高度，有鬥爭就必然有間諜活躍的痕跡。
三國時代作為春秋戰國後的又一個大的動亂時代，是間諜活動的發展成熟階段。
一、間諜活動的特點
三國時代的特殊歷史背景為此期的間諜活動提供了獨特的環境，使這一時期的間諜活動帶有時代特色，主要有：
1.間諜來源單一
與前代相較，三國時代的間諜的身份來源相對簡單，秦漢及春秋戰國時期的間諜來源於軍隊、遊士、後宮、商賈、士大夫、平民，且其間諜行為多數都與國家之間的兼併戰爭密切聯絡，而三國時代的間諜則主要來源於軍隊和知識分子，身份構成單一。
首先，由於軍事戰爭是此期各路勢力爭權奪利的最主要鬥爭形式，間諜活動以服務於軍事鬥爭為主，
這一點與其它時代類似，因此大部分間諜來源於軍隊，如軍隊中偵察類的專職間諜，屬於軍隊中的一個特殊部隊，基本由低階士兵組成。
以及部分臨時性間諜，儘管史籍沒有言明他們的身份，但可以推測，在需要間諜執行與戰爭相關的任務時，如溝通外援或遞送情報，無法臨時招募沒有任何技能素質的平民，因此這些間諜多是士兵或者各級官吏。
其次，史籍中具有詳細姓名事蹟記載的重要間諜則大都是某一勢力的重要官員，如黃蓋、韓嵩、隱蕃等，往往都是根據間諜任務的特殊需要選擇具有相應才能和特質的人才，此外還有主動降叛成為間諜的敵方官員，
如許攸、張松等，降叛之前也是一個勢力中身居要職的人物，他們根據自己的政治抱負以及人生追求選擇轉變立場投靠不同的集團，對局勢有著清醒地識斷。
而其他一些史籍沒有詳細說明身份或只標註是某某勢力某官員的親信或僚友的間諜，則基本屬於知識分子，譬如鄧玄之，以當時的社會情況做一推斷，鄧玄之作為郝普之舊至少應該是受過教育並擁有入仕能力只是當時沒有官職在身計程車人。
綜上，三國時期的間諜主要由士兵、官員以及無官職的知識分子擔任，草莽、商賈、遊士、婦女出身的間諜在史籍記載中僅有個例，且其間諜行為往往與某一戰役和三國局勢沒有太大的聯絡。
2.自發性間諜的出現
如前文所及，此期有相當一部分間諜來源於毛遂自薦，這種自發為間與前代一些主動擔任間諜重任的人員有明顯的區別，前代通常是兩國爭鬥時，存在一個需要間諜完成的預設任務和目標，於是某人主動請纓擔任這一角色。
而在三國時代，絕大多數的自發性間諜並沒有這樣的預設目標，擔任某方間諜的行為完全出於間諜的個人意願，一般是未經計劃的臨時起意，用間者在間諜毛遂自薦之前可能並無用間的打算，
甚至整個間諜行動都不存在實際上的主使，而完全是間諜為自己選擇效忠的勢力的主動服務。
這種自發為間是由三國時代特殊的背景造就的：大一統政權的瓦解後戰亂、疾疫、天災交織的黑暗現實使得人人自危，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人們不再將儒家以“忠”“孝”為中心的宗法倫理體系奉為絕對的理念，“忠”的首要地位下降，多數人選擇為身家性命周遊於各種勢力，如許多在戰爭期間降叛計程車兵及將領；
還有一些人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建功立業，如許攸、張松、法正等懷才不遇之士，因而選擇能更好實現自我價值的勢力，並透過主動成為間諜方式來實現陣營的轉換。
3.間諜活動開始流離瑣尾
在前代積累的活動經驗以及間諜理論的指導下，三國時代的各路勢力為爭權奪利都自覺主動地利用間諜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軍事政治鬥爭中使用間諜已成為此期的共識。
間諜的頻繁使用，加之勢力之間利益關係的不斷變化重組，使得此期的軍事政治家們普遍具有較為警覺的防間意識，導致間諜行動難度的提高。
表現之一是對可疑人員的及時監控與應對，使許多間諜活動立即失敗或無法進行，此期幾乎沒有潛入敵國長期經營的大型間諜事蹟，間諜任務一般比較短時，正是因為進入敵方的間諜很容易被防備而無所作為。
對比春秋戰國時代，同樣作為深入敵方的間諜，蘇秦的間諜行動進行了十四年才引起奉陽君的懷疑，其長達十六年的行動影響到多國的政治軍事決策，並促成了五國攻齊局面的形成；
而隱蕃被魏明帝派遣至孫吳離間大臣僅有一年，在初始階段便被胡綜發覺並上書警告孫權，以致隱蕃沒有得到要職，其行動雖然牽連了一些大臣，但未對孫吳實力造成重大影響。
另一表現是將領們善於吸取經驗應對新型用間模式，如偽降突襲，赤壁之戰時黃蓋詐降火攻的重大勝利使偽降成為三國時代雙方對戰時常用的間諜手段，但黃蓋之後的偽降突襲卻因勢力領袖採取表面歡迎暗中防備的方式來止損而少有成功，
如文欽偽降入吳，孫權表示可以設重兵防守：“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以網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文欽果然偽降失敗。
二、間諜的影響
縱觀三國曆史，許多重要事件及戰役中都有間諜參與的痕跡，間諜活動或多或少地影響著當時的戰爭局勢和社會政治，被史書儲存下來的間諜事蹟還深遠地影響了後世。
1.間諜活動輔助戰爭決策、影響局勢走向
首先是偵察類專職間諜，作為戰爭頻繁時期軍隊中的常設部隊，其影響主要體現在戰爭方面，一般表現為影響將領決策。
如孫子所言，明君賢將想要成功，必須做到“先知”，即掌握各方面的情報，以便己方制定正確可行的戰略決策，偵察間諜作為獲取敵方情報的必要工具，其獲取情報的真偽以及情報的時效性對己方的戰略決策有著直接的影響。
如曹操北征烏桓，聽從鄉導的建議故意營造退軍的假象，烏桓的偵查間諜將假情報帶回，烏桓直到兵臨城下才發覺，以致大敗：“…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曹操北征的順利進行一方面得益於鄉導提供的便利，一方面也得益於敵方偵察間諜對行軍動向的錯誤彙報。
因此，偵察間諜的偵察活動在一場戰役中是反覆進行的，為的就是確保及時掌控雙方動向。
三國時代的臨時性間諜主要作為一種輔助鬥爭的特殊手段，用於確保鬥爭的勝利，其直接作用通常表現為減少資源損耗、消滅威脅以及扭轉戰局。
三國時代諸多重要人物的死亡都是由間諜活動所致，許多重要的戰役也在間諜活動的作用下轉變了原本的戰局走向，臨時性間諜透過影響某一事件或戰役的結果間接地影響整個局勢的發展。
可以說，間諜活動雖然只是歷史車輪中一個微小的齒輪，但它也或多或少地左右著歷史的發展方向。
2.政治的雙刃劍：校事
特務型監察機構是為補充傳統監察機構的不足所設，其出現對監察內部不穩定因素、維護中央統治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校事官成立之後，曹魏幾乎不再出現重大將領官員叛亂的事件，孫吳政權中大族對王權的威脅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特務機關獨立行使監察權的特殊地位帶來的更多是消極影響，一方面，多種監察機構行使同一職能導致機關冗餘，分散了監察權力。一方面，權力的濫用反而導致人心動盪，以致危害了國家穩定，以孫吳為例，當權的孫氏並非江東大族，其政權的建立主要依賴於淮泗集團和江東大族。
三國鼎立後，孫吳政權的主體由以淮泗集團為主轉變為以江東大族為主，校事等特務型監察的設立也主要是為了限制這些大族的權力，
以消除其對孫氏王權的影響，被校事糾舉而遭受迫害的朱據、顧雍、陸遜等都是江東大族中的傑出人才。
而孫權對他們的處置態度也表明校事的察舉迫害或多或少出於孫權本人的授意。透過校事的監察雖然可以明確王權的權威地位，但也傷害了諸多忠良賢臣，導致了政權內部矛盾的加劇。
3.間諜的廣泛使用導致信任危機
縱觀三國曆史，間諜在勢力爭戰中的頻繁使用及其產生的重大作用有目共睹，導致許多擅長並多次成功用間的將領及君主一方面享受運用間諜帶來的優勢，一方面開始草木皆兵的警惕身邊任何可疑的間諜人員，特別是當親信、心腹被收買策反的事例屢見不鮮時。
這種警惕使君主往往秉持一種寧可殺錯不可放過的態度對待身邊的任何人，包括家人、奴僕、下屬，並因為疑慮殺害無辜，
如司馬懿妻子親手殺死家婢，只是因為家婢可能洩露看到的場景，公孫瓚為防間諜，不讓下屬近身，甚至不准許任何有能力近身刺殺的男性接近其居所：“乃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
加之一些富有心機的臣屬利用君主的多疑清除異己，也加劇了這種信任危機，如孫吳全公主與朱公主有隙：“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在孫儀謀殺孫峻失敗後讒言朱公主與孫儀同謀，以致朱公主被枉殺：“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而面對統治者的多疑，下屬往往無法做出應對，
因為僅僅是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或不經意說出的錯誤言語，都可能被看作是間諜而遭到處決。
4.間諜理論的豐富與間諜活動的發展
首先，三國時期眾多精彩的間諜事蹟，為後世學者研究間諜活動、豐富間諜理論提供了典型與模範：如間諜研究的奠基之作《孫子兵法·用間篇》，孫子在其中提出了間諜的五大型別以及使用方法，但內容極為簡略，後代學者在註解《用間篇》時慣於將史書記載中的間諜事例引用為註文的一部分，
以幫助後人更好地理解正文內容，這些事例主要來自春秋戰國時代以及三國時代。
兵書中涉及間諜理論的部分選取間諜事例作為解說，大多以註文的形式出現，而新出現的間諜研究理論專著，如清代朱逢甲的《間書》，開始援引史書中有關間諜事蹟的記載作為其間例的正文，即使《間書》對間諜的分類延用孫子的五間，使得對史實的引用在某種意義上仍相當於對《孫子兵法》的註解，
但朱逢甲對每例間諜事蹟的詳細援引配合間論部分的理論敘述，使間諜活動的理論性與實踐性得到有機統一。
其次，三國時期多種多樣的間諜活動，為後世間諜活動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如專職特務機構與特務人員的設立，自三國時代曹魏與孫吳設定校事監視臣民、鞏固中央統治起，這種利用專職間諜鞏固權力的行為開始流行，
在唐宋時期都有出現，並在明代達到了頂峰，可以說，校事是後世特務組織的鼻祖。
又如三國時代的各種間諜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譬如假情報的製作，以偽造書信為例，為後世製作假情報欺騙敵人提供了典範；又如偽裝技術，如喬裝、替身、示偽等，是至今都在使用的間諜手段；再如偽降、詐降的間諜活動，影響巨大，不僅為後世間諜潛入敵方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而且為一些遭遇逆境又不願歸降敵方的忠貞將領提供了一種新的報效國家的方式，
如在唐代，一些流落於敵軍的官員，選擇委質，主動成為朝廷的間諜，收集傳遞敵方情報為國家效力。
結論
三國時期的間諜活動得益於前代間諜理論以及用間經驗的指導，既繼承前代又具有創新，間諜活躍于軍事、政治、外交領域，優秀的將領們透過運用各種間諜及其多種職能滿足鬥爭的需求，達到減少傷亡消耗、節省時間的目的。
而三國時期作為古代間諜活動的發展成熟階段，新間諜型別的出現、用間的形式創新以及各項技術的運用、防間的啟蒙等，不僅為後世的間諜運用提供了可貴的學習典範，也為之後的南北朝、唐宋等用間高峰期奠定了基礎。
雖然史籍對此期間諜活動的記載並不詳盡，但這些零散的記錄仍舊可以為後世學習提供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