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都有著自身的政治道德，它為政治行為以及政治行為所遵循的政治規則體系提供了目的性、正當性的基礎和依據，併為作為政治行為主體的政治人自身的道德人格，設定了德性論的規範。因為社會轉型中的政治道德建構關係到能否實現平穩的社會轉型，所以秦朝建立後，在積極探索其政治道德的構建中吸取了儒家思想的內容，“寬俗”及“忠信”是對官吏的一種道德修養要求，認為身為官吏之人，必須先具備這種道德修養與胸襟，而後才能夠做到“和平毋怨”，犯了錯誤時才能知過能改，並進而做到不貳過的行為。

有了這些品德與胸襟之後

才能對人民寬大而有愛心，使人民在受到自己的人格感化之後而能和睦相處。在官吏個人方面，因為有了這種“寬俗忠信，和平毋怨，悔過勿重”的道德修養，所以就能“茲下勿陵，敬上勿犯，聽間勿塞了”。所以不論“寬俗”或“忠信”，都是儒家道德修養內容，不同於法家作為統治手段的忠信思想，身為官吏的人，處理事情要有莊敬公平的心理，不能有據驕的態度，不能有苛難人民的行為，更不可以隨意變更人民的習俗。

在徵用人民時，要選擇農閒的季節。對於搖役要均衡公平，辦案時要公正不可有偏私，不能將無罪的判成有罪，該赦免的就要給予赦免。對年老懦弱，孤寡無依的人，要給予適當的照顧。還要求官吏要為民表率“凡決人，表以身，民將望表以決真。表若不正，民心將移乃難親。很明顯，這些處處為民設想的政治觀念是要求身為官吏的要以德治民，以德化明，不能迷信權勢與重罰。這些和法家的重刑思想相差甚遠，反而更傾向於儒家的“為政以德”的思想。

先秦儒學是內聖外王之學

以修身齊家為基礎，歷來重視領導者的身心修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閃。只有加強身心修養才能孝梯，愛親人，也愛他人，處理好領導者內部及其與被領導者的關係，使整個社會在愛的基礎上、在禮的規範下達到和諧有序，實現以仁政治國的目標。因此，領導者要以身作則，”，是一種修養身心而廉能的表現，要做到“志徹官治，上明下聖”。

只有做到廉能、慎言、休惕，才能使人君對臣民有關懷之心，使人臣忠貞不貳，使父親對子女充滿慈愛之心，使人子能孝順父母。這與法家所主張的一切決於法的觀念不同，而是所謂“文武之道”雖布在方策，但“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儼然這段文字裡所強調的不是重法思想，而是偏向於儒家所主張的人治思想了，生活的磨難反而有助於堅定意志，完善人格。

結語：

領導者能有這樣的素養，自然就不會與民爭利，天下也就太平多了，這與法家的功利主義思想是相悖的。在法家思想統治之下，人民是沒有自由可言，他們每一種行動都要被迫表現出積極，而非消極的必須努力耕種以求富有，要奮勇殺敵以求爵祿的賞賜舉國上下都必須表現有為而進取的，恥於為“貧賤”，如何能“毋喜富”、“毋惡貧”呢所以，在法家功利主義下不可能能陶冶出“毋喜富’，、“毋惡貧”，正行修身，禍去福存”的品德。因此這段文字所表現的應該是儒家的“安貧樂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