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日，納粹黨衛隊隊長海因裡希·希姆萊的按摩師菲力克斯·克斯騰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希姆萊非常沮喪。他剛從元首的總理府回來，我給他進行了療養。他悄悄告訴我，元首正在計劃消滅猶太人。“

這是克斯騰第一次聽說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我很震驚。”克斯騰說。他強烈反對這一可怕的計劃。但是希姆萊，平時那麼健談，這次卻奇怪地保持著緘默。關於11月16日發生了什麼，克斯騰指出：“在希姆萊的最後幾天裡，我一直在試圖挽回猶太人的厄運。”

一年後的1942年11月10日，希姆萊的舌頭更鬆了：“啊，克斯滕，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消滅猶太人。我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幾年前，元首命令我除掉猶太人。猶太人被允許隨身攜帶財產。我命令猶太人必須離開德國。到1940年春天，猶太人仍然可以毫無困難地離開德國。然後戈培爾佔了上風。戈培爾的態度是，猶太人問題只能透過徹底消滅猶太人來解決。”

身為納粹德國宣傳部長的戈培爾認為，一個活著的猶太人將永遠是民族社會主義德國的敵人，因此，對猶太人表示的任何善意都是不合時宜的。這與希姆萊同時代的許多人和戰後世界的大多數人的所謂“最終解決方案”展示的圖景不符。歐洲猶太人的滅絕與黨衛軍的歷史緊密相連，在未來的幾個世紀裡，這可能是黨衛軍給人們的思想所帶來的最深刻的事件。

戰後，魯道夫·迪爾斯認為，1942年“最終解決方案”已經“在希姆萊的頭腦中形成”。外交部前總翻譯保羅·施密特同樣相信，“最終解決方案”源自希姆萊集團。

即使是嚴肅的歷史學家也接受了這一點。例如，利昂·波利亞科夫（Leon Poliakov）認為希姆萊是第一個計劃消滅猶太人的高階國家社會主義者，他在戰爭爆發前就這樣做了。

從不言而喻的結論來看，以任何血腥和虐待的方式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人，很難在一夜之間從和平的公民變成大屠殺的兇手。換句話說，在真正的命令釋出之前很久，納粹黨衛軍之中就已經出現了對猶太人的屠殺。然而，有跡象表明，殺害猶太人的決定並非來自黨衛軍總部。希特勒的決定一定是在1941年初夏做出的，而且沒有發現任何黨衛軍組織的早期檔案顯示歐洲猶太人遭到了實質性的殺害。

希姆萊在1940年5月關於“東方外國人口的待遇”的著名備忘錄中，將布林什維克式的對一個民族的肉體滅絕的方法描述為非日耳曼式的，不可能的。因此，他“從內心深處”否定了這一點。僅憑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就足以推翻希姆萊是“最終解決方案”的始作俑者的理論。希特勒的決定破壞了黨衛軍多年來一直奉行的一項完全不同的政策：將猶太人驅逐出德國，委婉地稱之為“移民政策”。

自從黨衛軍成為元首專政的主要工具以來，黨衛軍領導人就一直支援一項在許多方面不同於該黨粗暴的反猶太主義的政策，儘管他們自然贊同這樣一個非人的論斷：猶太人是種族汙點，是邪惡的煽動。他們也會同意黨的高階法官布赫的評論：“猶太人不是人，而是腐敗的源頭。“

在1930年代早期的經濟危機之後，反猶太主義作為黨衛軍的信條變得更加堅定。農業和中下層階級的兒子湧入黨衛軍，被教導把猶太人視為萬惡之源。

這些黨衛軍年輕人從他們的父親那裡繼承了一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反猶太主義，但在他們心目中，這種反猶太主義被一種更為複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掩蓋。這一學說的倡導者是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和生存鬥爭法則的信徒。信徒們將這些法則轉移到國家政策領域。

納粹黨衛軍比任何其它納粹組織都更贊同從達爾文中挑選出來的理論，並根據自己的目的進行調整，認為一個民族的寶貴特徵可以透過物競天擇的過程來增加和改善。黨衛軍種族主義者只承認北歐日耳曼種族的價值標準。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希望透過威權國家頒佈強制措施來影響人的思想，形成一種信念：優越和強大的種族有權消滅種族上的次等生物。任何正常文明國家社會政策的目標都是與之相反的。任何一個國家通常接受的觀念都是保護弱者、殘疾人和少數民族。然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規則是控制“善良的血液”，並把那些被認為“無法維持自身高等血統的純淨”的因素清除出去。

這就導致了猶太人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