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覺得需要最強有力的言辭和聲音，最雄辯的姿態和表情，這樣方可影響他人。革命的政治家、社會主義者、基督教和非基督的佈道者——他們並未成就什麼大業——無不異口同聲地侈談“責任”，而且是絕對的責任。倘若沒有“責任”這個東西，他們就無法產生彌天的激情，對此，他們自然是清楚的！

於是，他們求助於那種一貫對某種絕對要求進行說教的道德哲學，要麼拾取宗教裡某個好東西並與之融合，一如馬志尼的所為。

因為他們要讓別人絕對相信，所以必先絕對自信，其根據便是某個不可言明，但本身又很崇高的信條。他們感到自己是這信條的僕從和工具，並決意為信條盡責。在這方面，我們會在道德啟蒙和懷疑那裡遇到影響甚巨的對手，但這種人並不常見；倒是在利益驅使人們屈從，而名譽又不允許人們屈從的地方，這類對手卻存在一個龐大的階級。比如，一個世代望族的後裔想到自己淪為某個君主、黨派、宗教小團體、財團的工具而自感人格低下，但為了個人或為了團體起見仍想做這工具或不得已而做這工具之時，就必須要有矯揉造作的、時刻掛在嘴上的原則，即絕對責任的原則，就必須寡廉鮮恥地屈從於這原則，還要向人顯示他已經屈從了。

一切奴性緊緊依附於絕對的要求，這奴性是那些決意要從責任中奪回絕對個性的人的死敵。正直——但也不僅僅是正直——要求這些人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