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大倭寇”主要指嘉靖三十一年至隆慶開海間東南的倭寇活動，以王直 糾倭大舉入寇江南開始，肆掠東南數省。而江南作為國家財賦重地，“大倭寇” 肆行對於明朝的統治影響極大。在東南各地屢遭寇亂的同時，人們對於寇亂的認 識也越來越深。

在資訊傳播的過程中，各地的倭寇資訊經過不同途徑及方式的傳播，最終匯 集於北京。其中官文書、書信發揮著重要作用，而文書與書信的傳遞又依賴於明 代發達的驛遞制度與民間民信局的經營。不同資訊傳播至北京，成為中央朝廷認 識倭寇的主要途徑。

一、 北京的大倭寇資訊來源和途徑

明代的資訊傳播形式根據傳播媒介的不同可分為以下幾種：公文傳播、書信 傳播、口頭謠諺以及符號等的傳播。在這些型別的資訊傳播中，北京中央朝廷的 倭寇資訊來源又主要以官文書為主，輔之以書信、口頭謠諺等。

官方公文又稱官文書，指官府各衙門之間傳達命令、請示、答覆等書面文字 材料，從文書的行文來分，可分為上傳、平諮和下達三大類，包括詔令、章奏、 一般往來文書。這些文書也是中央朝廷資訊接收的主要載體； 而資訊的下達則集中表現為邸報在全國的傳遞。

私人書信的往來作為資訊傳播的重要手段，不僅很好地補充了官文書傳遞的 資訊，也是民間資訊傳播的主要手段。書信在倭寇發生地（主要是江南地區）與 北京兩地官員間往來，對於北京中央接收倭寇情報起到補充作用。除了口頭形式的資訊傳播外，以實物為媒介的資訊傳播都需要透過中間載體 進行傳遞，明代以實物為載體的資訊傳播分為：官方公文傳遞和民間書信傳遞。

邸報作為古代的一種官報，明代邸報承擔著傳遞中央朝廷政令、政情的重要 作用，是各地官員瞭解朝廷動向的重要渠道。其內容包羅永珍，一般為皇帝諭旨、 官員任免、百官章奏、軍事奏報等軍政資訊，也有皇帝起居和民間奇聞軼事。

資訊的傳播中除了藉助紙張、布帛等實物為媒介，口耳相傳的資訊傳播方式， 作為最原始的信播傳播手段，在倭寇資訊傳播的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親歷 者的所見所聞，就資訊的可信度而言最高，這些親歷者作為倭寇事件的直接參與 者，也是倭寇資訊傳播的源頭之一。

明代官方資訊傳播的重要載體一一官文書，承載著官員的上奏，是皇帝瞭解 民情、政情、軍情的最主要途徑。在倭寇資訊的上傳中，官員的奏報往往結合各 方訊息，而明代公文運作的保密性又為地方官資訊直達皇帝提供可能。遍佈全國 的驛遞組織，不僅成為明代物資運輸和人員轉移的重要工具，也是資訊傳播的重 要途徑，明代完備的驛遞制度與嚴格的文書遞運制度為北京接收各方資訊提供了 制度保障，同時也保證著國家政令的下達。而私人書信的往來，口頭謠、諺的傳 播，作為官方資訊傳播的補充，在北京接收倭寇資訊時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 北京的選擇與嘉靖“大倭寇”的認識

明代倭寇問題由來已久，自洪武初年， 倭寇侵擾東南沿海開始，成為困擾明朝的重大隱患，此時，倭寇主要為日本人， 從中央到地方，明朝人對於倭寇的認識都比較統一。嘉靖年間的倭寇肆掠，從嘉 靖二年（1523）發生的寧波爭貢事件開始，此後一二十年間內，並無倭寇大為肆 掠的記錄，明朝在日本問題上，還在爭論兩國之間的朝貢貿易問題。

事情的轉折 發生在嘉靖二十六年，一股葡萄牙番商夜襲浙江餘姚的謝宅，在資訊上傳時，地 方官誤將“番寇”上報為“倭寇”，這種誤報的直接結果是，中央任命朱紈為浙 江巡撫，提督浙福軍務，以備剿倭。自此東南的倭寇進入嘉靖“大倭寇”前期， 此時，東南的賊寇中“番寇”的影響還比較顯著，葡萄牙“番商”在東南的活動 甚至比日本“倭寇”還要頻繁，由於明朝嚴密的海禁體制，這些番商與倭寇等同， 成為海禁的敵人。

此時，不管是浙江巡撫還是世宗皇帝對於東南的賊寇認識比較 清楚，但是在命令朱紈進剿雙嶼賊巢的敕命中，世宗皇帝以“剿倭”為名，可見， 在中央朝廷的認知中，相較於番寇，剿除倭寇是他們更主要的目的。隨著雙嶼、 涪嶼等賊巢的覆滅，和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貿易權力，東南沿海的賊寇中，葡萄 牙番商、番寇越來越少，倭寇便成為東南唯一的外敵。

“大倭寇”期間，倭寇的實質不同於以前。在倭寇肆掠的過程中，明朝文武 百官對於東南寇亂的認識也越來越全面，全國對於東南寇亂的真實面貌有了統一 的認識。此時東南賊寇多為寧紹、漳泉等地的奸民入海謀利、勾引外夷所引起， 甚至奸猾小民和不得志之人皆為之奸細、嚮導，倭寇中“從倭者十之六七，真倭 十之一二”，更有如王直、徐海等為謀主，僱傭日本倭人，以倭為名，肆掠江南。

也正是這樣一種情形才使得一些官員對“倭寇”表示懷疑，他們更傾向於以“海 寇”來定義這些主要為中國人的賊寇。從各官員認識的實質出發，可大致將他們 的觀點分為兩種，艮即“倭寇”觀與海寇觀，前者強調東南賊寇中“倭寇”的因 素，持這一觀點的官員，由於大多在朝廷任有重要職位，他們的奏疏直達皇帝， 也成功影響了世宗皇帝的倭寇認識和選擇。

雖然世宗皇帝也認同“倭寇多類中國人”的論斷，但是這並未改變明代官方 （世宗皇帝）在倭寇與海寇觀之間的選擇。從世宗皇帝仍以“倭寇”代指東南寇 亂，可見明代官方並未認可海寇觀，這樣的結果或源自歷代倭亂肆行的深刻印象， 更重要的是不管實際寇亂中還是各地官員的奏報文書中，日本“倭寇”的影子一 直存在。嘉靖“大倭寇”是東南寇亂的實情在各地資訊的交匯與世宗皇帝倭寇認 識的選擇中下互相作用的結果。

三、 倭寇的資訊互動與北京的御倭政策變遷

所謂，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這一地區的安寧對於明 朝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由於浙閩等地的社會環境，時常有山賊、礦徒、鹽 徒的變亂，加之，東南沿海倭寇為患，嘉靖朝的浙江巡撫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誕 生。明朝在浙江、福建等地區的御倭文臣的設定，主要經歷了三次復設浙福巡視 （巡撫），兩次改設巡視和巡撫，及最終設立南直隸浙福總督和復設福建巡撫。 在這一過程中，與倭寇的關係越來越緊密，最初設定不單為御倭而設，還曾考慮 浙福等地山寇、海寇、礦徒及兵變等諸多因素。

自明初構建東南海防開始，其主要防禦的物件便是倭寇，浙江等地的御倭官 員就成為其中的主力軍。從御倭文官的設定情況看，因“倭寇”而設浙江巡撫的 因素越來越大，浙江巡撫的設定與東南的海防建設關係愈發重大。而這樣的一層 關係下，又使得東南地區御倭文官的職權越來越大，從巡視、巡撫、到總督的設 置，不僅因為東南倭寇的肆掠，與此同時也是明朝中央決策機構對於東南的重視， 對於東南海防建設的重視。

在巡視、巡撫、總督等職官的廢立過程中，江南的資訊尤其是倭寇資訊從江 南上傳至北京中央，最終變成皇帝下達的御倭決策。但是，由於明朝的總督巡撫 還未在制度上定型，屬於特設官職，往往因“事權不一”而在朝中產生爭議，主要表現在巡視與巡撫的復設和福建巡撫的設立兩個問題上。兩次巡視、巡撫的更 置，不少官員爭論不休，主要原因是這一時期巡撫往往提督軍務，在軍務上相當 的監察權力，這與巡按御史的職能產生極大衝突。

而隨著倭寇形勢愈發嚴峻，明 朝逐漸越來越重視海防建設，這其中最重要的表現便是在這一過程中還產生兩大 變化：第一，御倭文臣從暫設，有事則遣，變成常設。第二，御倭文臣管轄的範 圍更大，職權更加明確。自嘉靖二十六年開始，浙福巡撫的復設便直接與倭寇關聯，並且隨著倭寇席捲東南數省，御倭文臣的職權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從 巡撫浙江兼制福建到總督浙直、福建、廣東、山東等省。筆者認為，倭寇肆掠， 致使明朝對於東南倭寇的關注度提升，不僅促使御倭文官職權的增大，也使得總 督巡撫的設定更加趨向固定化，職能愈來愈清晰。

四、 結語

從各方面看，明代的江南是極具研究特性的地方。嘉靖“大倭寇”引起關注 的另一個特性便是其發生地江南！這裡是天下財賦聚集地，也是文人、官員的故 鄉，還是明朝陪都南京的所在地。除此之外，這裡也是最早認識嘉靖“大倭寇” 的地域，透過發達資訊交通網路，江南的倭寇資訊透過不同渠道上傳至北京。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掌控全國各項政令的釋出與決策的施行，時刻接收著全 國各地、各級官員遞送的文書。遍佈全國的驛遞組織又為官文書的遞送提供有效途徑，使得官員章奏上傳皇帝，而敕諭及邸報則下達政令、決策，共同形成全國 資訊的迴圈互動。而大量的私人書信在不同地區與人群間的傳遞又有效輔助北京 獲取倭寇資訊。

官文書、書信、口耳相傳的資訊傳播方式共同作用，為北京接收 倭寇資訊提即時有效的幫助。特別是，有一大批江南籍的官員在中央朝廷擔任要 職，他們又成為江南一一北京資訊傳遞的節點，上可上奏皇帝，下可書信給全國 各地的官員，使得我們能夠順利著手梳理北京中央是如何認識和接收的。

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