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戰爭期間，內部憂慮與更為廣闊的跨國憂慮融合了起來。典型的例子是，為保衛1871年帝國的領土，德國在戰時宣傳中經常用到的措辭是抵禦“敵人的世界”。這說明德國擔心的是大不列顛和法蘭西的“帝國”而非英法本國，尤其是擔心英國和法國統治下的非白種人殖民地的臣民。

這種宣傳與德國以前的宣傳緊密相連。

面對1871年帝國內部的德國公民，德國採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描述下列事件：以前赫雷羅族是如何起義的，德國又是如何無情鎮壓的。德國自己對於殖民地臣民的不公平待遇和殘暴鎮壓，也被投射到了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臣民身上。

英法兩國當時也正調動殖民地臣民在歐洲西線和海外來對抗德國。

在歐洲西線，英國調動的是印度軍隊，而法國在芒然將軍的《黑色力量》1910年出版之後，儘管一度也爭議過是否需要調動非洲軍隊來彌補法國人口數量的下滑，但最終也呼叫了非洲黑人和阿拉伯人。德國指責聲稱，依據歐洲的慣例和標準，不應該調動殖民地軍隊來參與戰爭。

德國對於內部的憂慮和對於海外殖民地的焦慮逐漸融合，這在德國殖民者在德屬殖民地的文化動員中也有體現。如同丹尼爾·施泰因巴赫所言，德國殖民者將德語概念“家園”投射到了非洲大地上。

家園的意思是德國人願意為之誓死捍衛的家鄉，1914年至1915年德國文化動員中就經常使用這個詞

。例如，為了激發德國殖民者保衛殖民地的意志，德國把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比作德國的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脈。因而，殖民者採用自己的民族語彙“家園”來理解殖民地。但在德國本土，這種帝國主義詞彙卻被經常用來描述日耳曼人與非日耳曼人的融合。如此一來，這種民族的和帝國的概念在帝國內部和海外帝國之間，就變得難以區分。

的確，如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所言，

帝國乃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德意志帝國作為一個重要中心，既包括海外部分，也包括帝國內部成分

。從1880年起，德國許多有影響力的遊說集團，如殖民聯盟、海軍聯盟、泛德意志聯盟，都鼓吹在海外拓展殖民地，以便把1871年德意志帝國轉變為民族國家帝國的當代典範，如同英法那樣。這種公眾壓力迫使俾斯麥調整了政策，德國從此開始拓展海外殖民地。

需要強調的是，1914年的時候，“帝國”和“民族國家”這兩個概念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對立。這兩個概念在當時並非完全對立。只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人們才普遍認為這兩個概念是截然對立的。

許多歐洲人認為，經濟發達的國家應該採用這樣一種模式：

有一個民族國家作為核心，有許多衛星殖民領地，

既可以在附近，如同俄國在歐陸所建立的帝國那樣，也可以在海外，如同英法那樣。當時，事實上直到二戰之前，最富現代性的國家是像英法那樣的國家，它們都成功地將民族國家與帝國主義結合起來。

民族國家帝國主義最富現代性，也是在經濟上最發達的樣式，這種觀念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德意志帝國主義在戰時的野心。

在一戰前和一戰期間，德國既被認為是一個民族國家，又被看做是一個帝國，二者之間並無衝突，這種帝國主義的想象充斥著德國文化，英法兩國也同樣如此。

帝國、民族國家與現代性，這三者關係複雜，相互交織。

在這種更為寬廣的語境下，可以瞭解德意志帝國在戰時的第二層含義：德國在戰時希望把自己發展成為歐洲大陸的一個主要帝國。產生這一想法的主要原因有，德國當時軍事力量發展迅速，在歐洲大陸特別是在歐洲大陸的東部佔領了許多領土，這就導致出現了一種新的建立在歐洲大陸上的德意志帝國觀念。

德國所採取的許多方式都是預防性的和動態性的，這與羅賓遜和加拉格爾關於大不列顛帝國的帝國主義擴張的理論頗為相似：由於認為周邊領土並不安全，因而需要帝國主義擴張來保衛現有的領土。透過在歐洲東部地區進行殖民，來建立衛星國家或將其直接兼併，這被認為是保護1871年德意志帝國疆土的有效方法，可以免受俄國將來的進攻。

戰時歐洲大陸的德意志帝國與德意志帝國的其他兩層含義（內部的以及全球的）有以下幾點不同。

第一，

這完全是衝突的結果，

德國軍隊上的優勢使它有能力控制大片土地以及幾個主要位於東部的大城市，當然也包括法國北部和比利時西部的大城市。由於需要對之封鎖、需要對之徵收備戰物資，再加上當時戰爭氛圍下人們的期待已經激進化，因而德國急切需要鞏固這些剛剛佔領的、分散的佔領地。

第二，它支援這樣一種看法，

即兼併可以成為建立和維持帝國的一種方式。

兼併的觀念直接影響了歐洲大陸德意志帝國的發展方向，並使它經常忘掉國際法的約束。在這一方面，成立於1917年、後來迅速擁有數百萬黨員的德意志祖國黨就認為，透過佔領，未來可以在東部建立一個帝國。

第三，

戰時歐洲大陸的德意志帝國部分上是為聯合德國海外公民所建立的帝國。

在1914年以前，德國就夢想將散落在歐洲東部的德國人給團結起來，然後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德意志“帝國”。當時歐洲的其他帝國也都採取了類似的方式，包括人口重新佈局，以及經濟資源分等級管理等。

安娜瑪麗·薩馬蒂諾曾非常讓人信服地指出，“德國在東線的成功激發了廣泛的想象，人們希望領土擴張並在新佔領的領地上重新佈局人口。海外德國公民這個概念，一方面為他們這些計劃提供了藉口，另一方面也證明了他們有可能會取得成功。”

透過這種方式，戰時歐洲大陸的德意志帝國就將下面兩種想法給結合起來了：

一種是當時歐洲國家是如何控制它們海外財產的，另外一種則是未來的歐洲大陸的德意志帝國該如何執行。

結合之後的想法是全新的，而且比較激進：殖民地的人們自主許可權很低，還要把這種對於殖民地的管理和種族等級制，套用到新近佔領的白人文化中去，不過當時的國際民意都很難接受這種看法。

德國嘗試把在海外的殖民理念與傳統歐洲的統治思想結合起來，在這方面德國是開創了一個先例。

例如，德國在上奧斯特的警察署長羅胡斯·施密特將軍，就是一個在德屬非洲殖民地效力多年的“老東非人”。在東歐，施密特“手下的警員缺乏訓練，臭名昭彰，經常濫用權力，虐待當地人”，就像他早年在非洲擔任警察那樣。

德國武力擴張主義者、右翼激進分子以及部分負責帝國內部波蘭事務的政府官員，都想透過佔領東歐來建立一個基於歐洲大陸的德意志帝國。

那些政府官員一直想把“波蘭人改造為德國人”，這是模仿了當時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做法。

這種做法與內部帝國（僅限於1914年以前疆域的帝國）緊密相連，它與以前如何同化內部的波蘭人這種想法，也是完全相連的。因而，戰時歐洲大陸的德意志帝國產生原因非常久遠。這本是1914年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一種話語觀念，但在後來的戰爭衝突中卻驚人地重新復活了。

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在分析德國佔領東歐的性質以及當時德國對於東歐的文化態度時，指出德國當時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歐洲大陸德意志帝國。這完全證實了弗裡茨·費舍爾的觀點：對於德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它的目的是保衛、鞏固和擴張德意志帝國，在波羅的海、烏克蘭、羅馬尼亞以及許多俄國控制的波蘭地區，通過沖突來開拓疆域。

正如維亞斯·加布裡埃爾·琉蕾維休斯所揭示的，德國在東部的戰爭被當成是一場殖民征服，當地居民逐漸被看成是“土著人”，佔領地被無情地開發掠奪，在上奧斯特地區尤其如此，在那裡“當地人在街道上必須為德國官員讓路，向其敬禮和鞠躬。暴力逐漸變得司空見慣。為了保持前線的團結，對土著人再暴力殘酷，也不會有人追究。”

結語

上奧斯特的法律只對當地人有效，德國人遵守的是德國法律。這是當代帝國在殖民地非常典型的一個法律區分標準，通常會對公民的權利和帝國臣民的權利作出區分。戰前，德國有些民族主義團體主張德國應該東移，應該在這些地區推行新的部署。德國後來對新佔領區域的殖民部署，正是按照這種想法去完成的。在這方面，德國在戰前對於非洲部署的敘述，與它關於“文明教化使命”的敘述存在著明顯重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