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羅馬共和國和帕提亞帝國在公元前 1 世紀後期前後共進行三次大規模戰爭，即克拉蘇東征、帕克如斯西征和安東尼東征。分析這三次戰爭的原因背景、參與力量和後續結果可以發現一些規律性因素：

首先，羅馬共和國末期和帕提亞的戰爭往往伴隨著對方國內的動亂，帕提亞的王位競爭者、流亡貴族和羅馬內戰中失敗的龐培黨人和共和黨人成為誘發羅馬—帕提亞戰爭的重要因素，帕提亞廢王米特里達梯三世、羅馬共和黨人拉比努斯和帕提亞流亡貴族莫納西斯在這三次羅馬—帕提亞戰爭中分別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次，羅馬和帕提亞之間的緩衝國或附屬國以及當地部落酋長對戰爭程序和勝負具有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卡萊戰役中的阿里亞米尼斯、安東尼東征期間的瑪爾迪安人酋長，還是首鼠兩端的亞美尼亞國王阿塔瓦茲德二世，都在兩大強國的較量中扮演了雖然卑微但也舉足輕重的角色。

地形和後勤補給是制約羅馬—帕提亞戰爭的重要戰略因素，開闊地帶和崎嶇山地對帕提亞騎兵戰略戰術效能的發揮有著巨大的影響。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適合帕提亞騎兵作戰，而亞美尼亞和黎凡特地區的山地有利於羅馬步兵。

帕克如斯西征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帕提亞騎兵無法很好適應東地中海小亞細亞和黎凡特地區的山谷交錯地形，從而被羅馬軍隊以相應的遠端力量所反制；最後，羅馬—帕提亞戰爭中地方精英的忠誠對雙方戰略態勢的演變有著關鍵的影響。

無論是帕提亞帝國的屬國米底—阿特羅佩特尼，羅馬東方各附屬國如卡帕多西亞、科馬基尼和猶地亞，還是雙方的共同屬國亞美尼亞，對於維持羅馬和帕提亞在西亞的權勢都是不可或缺的地方行為體。

在羅馬—帕提亞戰爭期間，屬國的向背往往意味著一方戰略側翼的加強或暴露。因此，透過政治控制、軍事壓服和王室聯姻鞏固宗主國與屬國的關係、同時瓦解對方屬國的忠誠並爭取將其策反，成為羅馬和帕提亞以後維持並拓展其近東霸權的通行戰略。

羅馬共和國末期與帕提亞帝國的三次大戰對此後雙方彼此認知、交往方式和對外戰略有著深刻的影響。自卡萊戰役之後，羅馬人對帕提亞騎兵戰術系統開始有了長足的認識，羅馬人開始重視騎兵和遠端部隊。而來自卡帕多西亞、伊比利亞和高盧等地的優秀騎兵、敘利亞的弓箭手逐漸成為羅馬輔助騎兵和遠端單位的重要來源。

由於輔助部隊在服役期滿後便可獲得公民身份，這便導致羅馬帝國內部族群互動和階層流動的加強以及由此帶來羅馬行省地位的逐漸上升。而地方精英與帝國互動的加強反過來又加速了行省的“羅馬化”程序，與此同時羅馬軍事體系的“東方化”也正悄然拉開帷幕。由於克拉蘇和安東尼的軍事失利，羅馬人意識到僅憑軍事手段是無法征服帕提亞的，幼發拉底河中段逐漸成為雙方公認的邊界。

因此，進入奧古斯都時代後，羅馬東方政策中外交手段的比重大幅上升，而軍事手段退居次要地位。

相應地，作為羅馬和帕提亞之間最重要的緩衝國，亞美尼亞的重要性不降反升，成為公元 1 世紀雙方博弈的焦點地區。

另外，羅馬人意識到帕提亞帝國王室內亂的“痼疾”，於是開始有意識地將扶植親羅馬的帕提亞王位競爭者發展成為一項遏制帕提亞帝國的長期戰略，從而加劇了帕提亞帝國內部傳統派與“西方派”之間的裂痕和鬥爭。而帕提亞帝國為抵制羅馬帝國使用外交和文化手段進行的滲透，在公元 1 世紀後進一步轉向“東方化”以取代和對抗“希臘化”。

出於與充分繼承希臘化遺產的羅馬帝國對抗的需要，晚期帕提亞帝國開始充分利用古代波斯帝國遺產的意識形態資源來加強自己在西亞的統治和正統性，從而與早期帕提亞帝國的“希臘化”特徵進一步拉開了距離，而帕提亞帝國治下位於兩河流域的希臘化城市則不可避免地開始走向衰落。

羅馬和帕提亞之間的對抗不僅在無形中加強了自身文化正統性的構建，也使得羅馬帝國東部日益受到東方君主觀念和文化傳統的影響，這是由東地中海諸省在羅馬與帕提亞的對抗中極其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所決定的。

結語

安東尼具有濃厚“東方化”色彩的政治公關雖然因為其個人的身敗而告一段落，但羅馬統治者對東地中海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視在今後卻會不斷加強。因此，“亞歷山大里亞”雖然在一開始敗給了“羅馬”，但羅馬帝國東部終將取代西部成為羅馬—拜占庭帝國生命延續之基礎和依託。回顧前一階段的歷史發展程序可知，對於羅馬和波斯雙方而言，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化遺產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遺產都同樣深厚持久並垂範後世。而“模仿亞歷山大”和“阿契美尼德工程”也將被羅馬—拜占庭帝國和帕提亞—薩珊帝國統治者反覆運用，並構成後來羅馬波斯戰爭反覆爆發的文化動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