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中後期，這一時期又恰恰是專制走向頂峰的時期。 從明初開始，明太祖就開始實行較為嚴苛的管理政策，並且頒行了《大明律》，以嚴苛 的法律制度來進行社會管理，尤其是在對於官員的管理上更為嚴格。
在明朝中期之前， 明朝社會就慢慢出現了土地兼併嚴重而導致的流民問題，致使社會逐漸出現不安定因素 而產生動盪的情況；在賦稅方面，百姓的賦稅負擔沉重，加上邊境少數民族和海上的騷 擾，軍費開支龐大，在官員管理問題更是出現了官員規模增多的“冗官”現象，這些都 是明中葉亟待解決的問題。
霍韜進入仕途多年，也耳聞目睹朝堂上和社會中的這些現象， 並且深知這些現象給百姓帶來的沉重負擔及對朝廷統治的深刻影響，因此，他的這些吏 治思想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形成和發展的。
霍韜吏治思想的來源
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上層士大夫，霍韜的思想有其獨特的形成淵源。這一原因 的形成不僅僅是從階級上的特點來看，也考慮到了當時所處的明朝中期的這一特殊的社 會背景，因而，筆者試從如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吏治思想生髮的來源：一是，儒家學說在霍韜思想意識中已經有著根深蒂固的地位；二是，霍韜對於君臣關係等級劃分也是其 尊崇“禮”的重要表現；三是，霍韜對於明初太祖朱元璋時期的政治制度頗多推崇，古的思想濃郁，這三點即是霍韜吏治思想的來源，也是其思想根源之所在。
自從漢武帝在文化上實行“大一統”並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儒一家 的思想和學說就成為了封建社會思想的潮流，也成為學人思想領域裡的主導，一直髮展 到宋代理學興起之後，儒家學說從此就開始進入了一個完善和革新的時期。毋庸置疑的 是，在明代中央集權達到頂峰時期，儒家學說的主導地位體現地最為明顯。儒 學經過長期的發展，到明朝已經成為社會思想的潮流，受到知識分子的推崇，尤其是統 治階級上層知識分子，更是將儒學作為一種信仰和處世準則。
霍韜是深受孔儒思想影響的傳統士人，自幼受到儒家傳統學說的薰陶。因此，他在 “大禮議”中積極從儒家思想出發，厚古薄今，先對照古禮的說法，考察議禮之事，“宋儒” 等詞，從儒學士人的角度和心態來考慮問 題，可謂儒家學說在其思想中居於重要地位，可見，儒學對其的影響是十分根深蒂固的。
他認為帝王應當以“道”來“問學”和“修政事”，同時“問學”和“修政事”應 當是帝王的“先務”，這是不容質疑的。按照孔儒的說法，學習應當不僅僅是“居處恭”， “收放心、養德性”才是使天下安定的重要根源。
他還多次在上疏中提到“正心”二字，他始終認為，士風與官員的管理確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甚至可以影響吏 部的好壞，以至於官員的“仕風” 。
在《嘉靖三劄》中，霍韜不僅要求帝王應當永久保持“四勿”之心，而且應當先正 心。這也是根據《禮記大學》中的 論述所提出來的。霍韜思想中秉承了儒家學說，並且將其運用到實踐當中，有針對性地 提出了關於“禮”的思想。
他認為如果帝王奉行這樣的標準，會是“一貫之道”，也是 做學問和治理天下的“體用同源”，即制度和實踐都生髮於同一個標準之下，所做的功夫和最終達到的效果是有前後關聯性的。霍韜看到了儒家學說對於治 理國家的有效性，多次強調皇帝應當首先以“禮”來治理國家。
之所以國家需要來治理就是因為要解決積弊問題，而救積弊 的關鍵就在於正人心。霍韜思想深受理學的影響，他的思想觀念和思想意識也不僅僅停 留在孔子的傳統儒家學說中，這也恰恰說明了到了明中葉時期，宋明理學也逐漸深入上 層士大夫的思想意識中的現象。
天理永遠都不會變， 要遵循天理，不去追求自己的想法，能夠保留天理，這樣才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難看到， 這一時期，儒家思想上升到理學思想之後，對於明代士大夫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天理 和人慾的關係問題成為了討論的焦點，士人都在尋找一種方法以使天下達到“不治”的 盛世，這也恰恰說明儒家學說在封建士大夫的心中根深蒂固的重要價值。
霍韜深受理學思想的影響，認為君承襲了天的意志，代表的是天的 旨意，這其實也是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專制達到頂峰之後逐步與皇權走向互相融合 的一個過程的體現。
其作為明代統 治階級上層，對於官吏的管理提出的思想自然有著其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一面，體現在 吏治思想方面自然就是要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要體現當朝的政治革新思想，不能一直沿用祖宗的舊法。
這 看起來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是不難理解的是，霍韜一方面想要形成明初較為嚴格的官 吏管理制度，一方面又希望有所革新。我們在霍韜的大多數上疏中都可以找到“太祖初” 等字眼，霍韜對於當時吏治方面的一些現象有著深刻的思考，常常參照明初的政治制度 和政治狀況來闡述問題，他強調太祖之法 是可以使天下太平和興隆之法，主張要恢復明初的吏治方法，正如由此看來，霍韜推崇的實際上是在儒家學說影響下 的明初嚴格的吏治和政治制度。
可以看到，霍韜也上古時期國家的治理狀況。相對於其他方面來說， 霍韜的吏治思想具有一定的繼承性。這裡所說的繼承性是指，霍韜的吏治思想往往參考 和借鑑之前朝代的做法，多數是參照明初朱元璋時期，比如說，在官員考選上，他提出 選拔官員可以由部院等職推薦而出，認為這也是有前代經驗可考的，我們可以看到霍韜無論是在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和社會方面都提出應當參考前代的經驗教訓，這一點在吏治方面的體現是尤為明顯的。
霍韜吏治思想的時代性
霍韜的的吏治思想與明朝中期的社會狀況是有密切聯絡 的，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這一時期明朝社會各方面的現象以及所產生的問題。因此， 分析其吏治思想與當時社會狀況的聯絡無論是對於研究明朝歷史還是對於當代都是具 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的。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也是我們要研究歷史的意義之所在。 因此，這一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兩個內容，即霍韜吏治思想與當時社會的狀況之間的聯絡 以及當代的現實價值。
思想往往是現實的反映，縱觀霍韜的上疏的內容，大致來看，基本上是霍韜關於官 員管理的各個方面的較為詳細的闡述，然而，在其中筆者也看到，關於軍職官員、軍功 問題，內容較多。
到了霍韜所處的這一時期，明朝的邊境民族衝突和內部頻繁的農民起 義成為統治者十分關注的問題，軍事問題自然而然就霍韜所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 在《渭厓文集》中，可以看到霍韜的上疏不僅僅是就朝廷和地方政官管理進行討論，軍 職官員的管理方面的內容也是相當豐富和具體的。
從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霍韜的評價，褒貶不一，高低也不一而同，但值得指出的是，霍韜所提出的吏治改革思想對於明代政治的影響是深遠的。這次改革 浪潮使朝廷各個派別都有一次積極參與政治走向的機會，這是一個契機，同時也是一次 階級分化的轉型期。
在這一時期之後，明代中後期進行了不斷的改革，如明後期的張居 正改革等等，雖然並沒有改變與挽救明王朝走向沒落的命運，但應該說，作為革新一 派代表的霍韜所提出的吏治思想對於明代後期士大夫的政治活動具有一定的貢獻和影 響，對於政治制度與皇帝決策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當代中國與封建制度下的中國雖然在社會制度上迥然相異，在對官員管理制度上的 相關規定也不盡相同——封建社會以自上而下的“人治”為主，當代社會以上下交融的 特點及“法治”為特色，儘管如此，在這兩種社會形態下，對於官員管理方面的規定和 制度卻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本文所重點闡述的霍韜的吏治思想可以為當代官員的管 理提供一些經驗與教訓，在法律制度方面提供一定的借鑑與參考。
結語
霍韜作為明朝的一代名臣，其在政治上的思想見解極為豐富，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 吏治方面，與其幾十年的為官經驗緊密聯絡在一起，構成了其思想的重要一部分。
他生 活在明代中期官僚體制的特殊轉型期，這一時期正是官僚政治進行改良和革新的重要時 期，在這一特殊背景之下，他不僅在吏治思想上有對前人思想的繼承、借鑑和參考，更 是在自己為官多年的經驗基礎之上進行豐富總結和創新的結果。
縱觀這些思想，不乏其 中有為現實所借鑑和參考的價值與意義，為後世官員提供經驗和教訓。霍韜所著的《渭 厓文集》，雖稱不上是鴻篇鉅著，但是作為霍韜為官期間所見所聞所想而形成的一本文 集，對於官員的管理方面的闡述十分廣泛，其見解之深刻與創新之處值得後人借鑑和學 習，這些為政思想對當代為官者也並不是毫無價值的。
雖然在封建社會的背景之下，這 些吏治思想具有一定的時代特點和歷史侷限性，與其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但卻不可以 拿來一概而論，我們可以吸收其精華之部分，以期為現實的政治制度提供一些參考和借 鑑，這就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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