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法國殖民主義不斷加強對阿爾及利亞的經濟侵略，同時對其進行文化宣導，以改變阿爾及利亞的宗教信仰和放棄對法國殖民的牴觸。與阿爾及利亞不同的是，同處於北非的突尼西亞和摩洛哥處保護國地位，兩國保留統治家族，而法國退居幕後。
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
阿爾及利亞所遭遇的殖民主義與北非其他國家的殖民主義有著顯著不同的特點。從1848年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是法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行政上劃分為三個不同部門。在法國人看來，阿爾及利亞人是法國的後裔，即“阿爾及利亞是法國”。這種觀念不僅對受殖民人口，還將對殖民地的歐洲居民社群產生深遠且悲劇性的後果。科隆斯也以“黑足”著稱。“
黑足”等同於歐洲居民，他們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繁華城市，諸如阿爾及爾、奧蘭和阿納巴
。
“黑足”不知疲倦地辛苦勞作，改變著阿爾及利亞的面貌並與這裡的土地緊密聯絡在一起。叛亂結束以後，法國人透過立法沒收大量地產，如1873年的警告立法。從1830到1940年，殖民主義者獲得了344。5萬公頃土地。其餘土地都是貧瘠的荒地或者未耕種土地。
穆斯林遭受痛苦，而“黑足”從大多數肥沃的土地中受益匪淺。
軍方和平民定居人口之間的行政管理之爭，是處於殖民地地位的156阿爾及利亞在第一個四十年的顯著標志。1858年，也就是法國軍隊的“鐵腕統治”結束後，拿破崙在阿爾及利亞成立民政部。然而，I860年，拿破崙三世撤銷該部門，他對穆斯林人口極為敏感，同時對法國定居者的行為感到憤怒。這位善於狂想的愚俠還訪問阿爾及利亞，稱這個國家是“阿拉伯王國”。任何穆斯林都希望拿破崙三世可以進行一個合格的殖民主義，但其結果是導致發生了災難性的法國一普魯士戰爭，唐突地結束了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統治。
隨後建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確保對民眾的控制，加強了對阿爾及利亞及其民眾的盤剝
。
19世紀70年代，葡萄根瘤蝸枯萎症席捲歐洲，葡萄園蕩然無存。阿爾及利亞卻沒有遭此經濟劫難，反而擴大葡萄栽培併成為葡萄酒生產者與供應商。葡萄種植替代了穀物種植，飢餓逐漸縈繞著殖民地區。1880年，阿爾及利亞葡萄種植面積達4萬公頃，但到1940年，葡萄種植增加到40萬公頃。
葡萄栽培代表了殖民主義對殖民地的深刻影響
。土地的種植結構變革也是一種文化冒犯，因為伊斯蘭教禁止飲酒。弗蘭茨法農在闡述和分析阿爾及利亞非殖民化程序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他描述了殖民主義如何迷惑了受殖民者的個性，導致產生“心理共鳴”狀態。他的意思是殖民主義在文化、經濟與種族等層面比受殖民者優越。殖民主義不僅疏離而且抹掉受殖民者的認同，受殖民者“感覺不到自己存在”。由於他們的生活被殖民主義者破壞，許多阿爾及利亞人在社會交往層面面臨著兩難選擇——移民法國還是留在本地工廠工作。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殖民主義的結果肯定是有害的，但前者對之漠然視之的態度讓後者難以忍受。
另一方面，法國教會也向受殖民者宣傳，但他們起初的興趣是勸服阿爾及利亞人改變宗教信仰，並沒有對他們的殖民狀況提出抗議
。基督教傳教士在阿爾及利亞工作的核心是照顧卡拜爾人的孤兒。1868年和1869年，大主教查爾斯拉維熱裡分別建立了“白色教父”和“白色姐妹”兩所教會。其目標是讓受殖民者改變宗教信仰，認同法國在非洲的帝國大業。儘管有一些阿爾及利亞人皈依基督徒，但他們在阿爾及利亞的雄心抱負並沒有取得成功。白色教父與姐妹組織成員隨後到醫院、孤兒院和收容所工作，他們猛烈抨擊阿爾及利亞的奴隸制度。
查爾斯歐仁富科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會人員，他曾經是一位沉迷酒色、閒遊浪蕩的裝甲兵軍官。儘管他不是白色教父成員，但在北非服兵役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他被任命為牧師，隱居在阿爾及利亞薩赫拉地區的霍加爾山。富科在勸服圖阿雷格部族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但他對基督教的虔誠和極端苦行主義的熱衷，對塔馬哈格哲學和圖阿雷格語言的精通，使他贏得了當地人和國際社會的尊重。1916年，他在圖阿雷格人的一次搶劫行動中死於非命。
突尼西亞和摩洛哥保護國地位的確立
與阿爾及利亞相比，突尼西亞和摩洛哥同處保護國地位，其殖民地經驗略顯不足。
這兩個國家的前殖民歷史具有相似性。歐洲人入侵的目的是保護自己的財產，提升自己的經濟利益，逐漸破壞了突尼西亞攝政國的自治地位以及摩洛哥主權。與阿爾及利亞的歷史遭遇不同的是，歐洲建立保護國與其外交事務密切相關。突尼西亞和摩洛哥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國外交“大博弈”程序中的一部分。再者，與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不同，但與埃及類似，突尼西亞和摩洛哥的殖民主義保留了前殖民時代的行政體系，甚至還是較先進的國家結構。在殖民期間，法國保留了兩國的統治家族——突尼西亞的侯賽因王朝和摩洛哥的阿拉維人的頭銜，但是法國殖民當局掌握實權。
突尼西亞保護國
侯賽因家族極力維持突尼西亞的自治地位，但由於法國控制了阿爾及利亞，其他歐洲大國控制了突尼西亞的經濟，這種想法實現起來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拿破崙戰爭後，歐洲人自信能在北非地區立足。1819年，英、法海軍炫耀武力，再次強調了對1818年歐洲列強達成的議定書內容的重視，該議定書表明了歐洲國家不再容忍北非海盜的騷擾。後來，儘管侯賽因家族支援法國對抗阿爾及爾，但在1830年與法國簽署的條約給突尼西亞貝伊自治理想以沉痛打擊。該條約要求制定一個投降制度，給予歐洲國家及其附屬國經濟優惠待遇和超越司法的保護權。另一方面，法國接管了阿爾及爾攝政國的統治權，結束了後者的長期威脅。具有現代化思想的艾哈邁德貝伊率先進行西方化的軍事改革，在巴爾杜成立一所理工學院。再者，他巧妙地利用法國吞併突尼西亞的野心制衡奧斯曼帝國在的黎波里塔尼亞恢復統治的企圖。艾哈邁德貝伊透過外交手段阻撓其好鬥的鄰國，維持一種有限制的獨立地位。他也體現了北非變革的艱難，正如卡爾布朗對此做岀的評估：“自稱軍事上不可一世的西方化人士，在一種較舒適的東方專制主義的語境下，不時地沉迷於他的怪念頭。
艾哈邁德按照新思想和舊習慣這種不協調情勢，始終如一地生活和工作著。”
這位具有現代化思想的貝伊作為一個非凡的統治者，繼續對該地區迅速變遷中的地緣表達了自己的看法。1857年9月的“安全保證”主要確保穆斯林和歐洲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財產和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該保證允許歐洲人能夠獲取財產。1860年，突尼西亞人在自己的伊斯蘭王國制定了第一部憲法，成立了一個相當自由的立憲君主政體。部長們均對最高委員會負責，後者的作用相當於議會。立憲君主僅存在了四年，但這也表明了突尼西亞人面對烏里瑪和其他傳統力量的反對，改革的力量正逐漸崛起。
具有雄才大略的哈亞爾丁帕夏對法國十分著迷，他領導的改革運動直到19世紀70年代後期一直主導著突尼西亞。
然而，19世紀60年代，突尼西亞陷入鉅額債務之中。借鑑埃及的做法，1868—1869年成立的國際金融委員會基本上接管了突尼西亞經濟。哈亞爾丁主管該委員會，法國行政官員維克托維萊幫助他管理。正如阿本納斯爾所說：“維萊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突尼西亞實實在在的金融部長”。1873年，哈亞爾丁擔任國家首相。他改革稅收系統，推進經濟發展，鼓勵提高橄欖產量。歐洲各國領事反對他提高關稅，哈亞爾丁促進突尼西亞製造業的希望也化為烏有。1875年，哈亞爾丁成立了薩迪奇大學。
大學講授西方課程，目的是讓突尼西亞人作好準備，以應對現代世界日益變化的現實。
哈亞爾丁的主要使命是以貝伊統治區的自治抵消領事裁判權，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最終疏遠了曾經提拔他的法國，並在1877年辭職。儘管哈亞爾丁帕夏經常因其改革者的姿態而受人欽佩，但阿本納斯爾對他提出批評，聲稱哈亞爾丁“與19世紀其他穆斯林改革者具有相似的特點，即幼稚地確信文化輸入可以被侷限在某些具體領域，因此，伊斯蘭社會可以在保留其宗教信仰與價值觀的基礎上恢復活力”。阿本納斯爾還提醒說：“他作為首相併沒有恢復I860年憲法”。
突尼西亞越來越成為“東方問題”中涉及地區的組成部分，凸顯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英國人想讓突尼西亞貝伊與奧斯曼帝國聯絡在一起，而法國想讓突尼西亞獨立，處於自己的影響之下。1870年，義大利完成了統一，躊躇滿志地想成為地中海強國。在其自娛自樂設計的擴張計劃中，突尼西亞的貝伊領地也被囊括其中。1878年的柏林會議決定了突尼西亞的命運。1870年，德國統一。1871年，德國奪取法國的洛林以及阿爾薩斯。卑斯麥料圖轉移法國復仇的注意，鼓勵其對外擴張。在德國的支援下，突尼西亞貝伊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法國意識到義大利的野心以及義大利人口在突尼西亞的激增，決定採取行動。
法國聲稱突尼西亞部族成員襲擊了阿爾及利亞，以此為藉口跨越邊界進入突尼西亞。
突尼西亞貝伊迫於法國軍隊佔領比塞大，於1881年與法國簽署巴爾杜協定，成為法國的保護國。法國繼續要求侯賽因貝伊為名義上的統治者。1883年的邁爾薩協定確認了突尼西亞的殖民地位。儘管“黑足”接管了他們購買、開發的領地，但並不像阿爾及利亞的情況嚴重。再者，保羅康邦作為常駐公使勸服法國國民大會在1884年批准邁爾薩協定，承擔了突尼西亞的全部債務，國際金融委員會的使命也結束了。此外，新近高升的紅衣主教拉維熱裡向羅馬教皇提出申請，要求恢復古迦太基的輝煌。1884年，他的請求得到批准。拉維熱裡代表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穆斯林居間調停。此時，白色教會和白色姐妹已經從規勸別人改變信仰轉為從事慈善事業。
就在保護國成立初期，一群進步的突尼西亞改革家，也是初生的民族主義精英出現在突尼西亞歷史舞臺。
他們自稱是“青年突尼西亞派”，希望法國能加速突尼西亞的現代化程序。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突尼西亞實現獨立。1911年，突尼西亞附近的採石場因擴大規模，毀壞了一個穆斯林的墓地，致使暴力事件發生。然而，這些都是表面問題，表明“青年突尼西亞派”對保護國歧視突尼西亞人、維護“黑頭”利益的憤憤不平。1912年，“青年突尼西亞派”由於捲入勞工糾紛，被保護國解散。然而，當時萌芽中的民族主義開始浮現。
摩洛哥保護國
摩洛哥並沒有突尼西亞軟弱，但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初逐漸陷入分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擴張主義給摩洛哥帶來重重壓力。整個19世紀，阿拉維人將與英國的友誼作為對抗外敵的抗衡力量。作為回報，英國人透過與摩洛哥的友好關係，獲得在直布羅陀地區的穩固地位。摩洛哥蘇丹支援阿卜杜拉卡迪爾的反法運動，但在前面提及的1844年伊斯利戰役中遭受慘敗。法國海軍轟炸了摩洛哥港口。摩洛哥蘇丹儘管不想援助阿卜杜拉卡迪爾，但對埃米爾的頑強抗爭心生同情。
法國竟厚顏無恥地對摩洛哥日益擔心。
1845年末，摩洛哥蘇丹派遣一外交使團到法國以示友好，揣摩法國的意圖。
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爾提供了一份摩洛哥積極進取、改革圖強的備忘錄。與塔赫塔維一樣，薩法爾對法國科學與技術，特別是鐵路、電訊與印刷術產生深刻印象。他在檢閱軍隊後說道：當法國軍隊走過之後，我十分羨慕這些軍人勢不可擋的力量與氣勢，他們準備充分、訓練有素，一舉一動都很到位。與伊斯蘭教的軟弱、力量的損耗以及民眾的四分五裂狀態相比，他們顯得多麼自信……他們在征服敵人時威武勇猛——其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勇氣、膽量或宗教熱忱，而是因為他們了不起的組織結構、統領軍隊的神秘能力。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法國是摩洛哥一個重要的威脅
。摩洛哥蘇丹遂加強與英國的關係。到1856年丹吉爾協定簽訂之時，英國接受了在摩洛哥貿易交往中享有的特惠條件，包括財產所有權。再者，摩洛哥蘇丹同英國簽訂投降協定，允許英國臣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權。摩洛哥蘇丹以此協定為原型，希望將投降協定運用到其他歐洲國家，以促進他們的良好關係。然而，法國、西班牙有各自的領土野心，拒絕摩洛哥蘇丹的投降協定。1848年，西班牙奪取了扎費林的三個小島。他們仍然擁有休達、梅利利亞和阿盧塞馬斯。西班牙想將勢力擴張到裡夫，並發現蘇丹將梅利利亞周邊土地送給西班牙以示撫慰。西班牙軍隊在休達著陸，行軍途中反對安加拉部落民，並在1860年奪取得土安。1860年4月的和平協定將領土範圍擴大到梅利利亞和休達，沿著摩洛哥南部大西洋沿岸給西班牙含糊其辭地界定了領土範圍，最終將伊夫尼地區囊括在內，摩洛哥還支付了一大筆賠償。西班牙後來索要西撒哈拉沿岸的領土，並在1884年將之命名為里奧德奧羅，成為西班牙的撒哈拉。
在摩洛哥看來，該地區是蘇丹國傳統領土範圍的一部分，這為後殖民時代的領土爭端問題埋下伏筆。
結語
歐洲帝國主義對北非進行殖民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效益的掠奪，無論是對阿爾及利亞的直接管控還是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建立代理人。由於北非國家與歐洲殖民主義的強弱懸殊，在被殖民的過程中只能邊抵抗，邊妥協，導致國內陷入分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