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議禮之爭中，先是楊廷和致仕，繼而蔣冕、毛澄等人陸續被辭退。而在議禮中，持溫婉態度的費宏也最終去位。就在費宏致仕後，張璁和貴萼相繼入閣。議禮派有了一展身手的舞臺，支援王陽明的力量在壯大。 當時正值岑猛在廣西田州叛亂，不久，當地少數民族頭目盧蘇、王受再次叛亂。在此種情況下，加之張璁和桂萼的舉薦，王陽明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但王陽明卻堅決請辭，王陽明一面以患疾“死無及”為託，又舉薦他人，主要是因為王陽明認為此次叛亂僅是土家仇殺，與賊寇的攻劫“勢尚差緩”。

王陽明的起用與嘉靖帝的支援

王陽明仍在惦念八年前江西之功的行賞問題，希望此事有個說法。因為遲遲沒得到答覆，王陽明便遲遲沒有動身。 他的弟子黃綰上書請求賜其應得鐵券、祿米，以勸勉其進忠效力。嘉靖賜予守仁鐵券和祿米，並給予他專任之權，令其可便宜從事，湖廣鎮巡官通力合作，不分彼此，王陽明乃赴任。而就職期間，王陽明多次上奏治理思恩、田州的策略，深得嘉靖帝的讚許，但是自平撫八寨、斷藤峽之後，王陽明的處境又急轉直下。因為王陽明只受命去平定思恩與田州之亂，嘉靖帝並未授權平復八寨、斷藤峽。

平定之後，王陽明上疏報捷音，陳述自己的作為，這份捷音疏，卻招致世宗極為不滿。不僅因為王守仁誇大戰功，更重要的是他擅自用兵、代君行賞，這便是對皇權的冒犯和挑釁了。世宗批駁他誇大戰功，恩威倒置。可見世宗已對王陽明心存芥蒂。到了嘉靖七年九月，王陽明已病入膏肓，疏乞骸骨，舉林富代替自己，不俟命便歸。

十一月道至南安卒，為皇朝效命的王陽明鞠躬盡瘁，深得百姓的愛戴，卻未能得到皇帝的嘉許。 王陽明卒後，桂萼上奏彈劾王陽明擅離職守，嘉靖閱後大怒，下令廷議其罪。於是世宗下詔停世襲，卹典俱無。這次廷議雖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王陽明的事功，但是卻把他的學說視為異端邪說，無疑是對他思想的徹底否定。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局面，是因為陽明心學伴隨著世宗在大禮議之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逐漸失去了作用。

皇權的變化與心學的發展

此前在議禮之爭中，世宗為了實現自己的尊親目的，便置程朱理學之正統思想不顧，選擇崇尚良知的心學作為理論依據，宣揚親情和孝道，為自己的言論找到支持者，用“人情”戰勝了“天理”。但是一旦他在議禮之爭中獲勝，他卻還是選擇維護程朱理學這種官方意識形態為封建統治服務，因為程朱理學是國家權力的化身。

並且王學的傳播已經超出了世宗所允許的範圍，王學以聚眾講學的方式，既不利於皇權的社會控制；而且心學在當時看來是離經叛道，甚至會妖言惑眾，蠱惑民心。因為程朱理學象徵著國家權力長久認可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是封建統治尊崇以統治民眾的思想工具。而心學對程朱的挑戰勢必會引起國家權力在社會生活的混亂，這又是世宗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世宗關注的絕不是王學本身的學術價值，而更注重其對社會和皇權的影響。

“國家權力的權威與皇權的權威是一致的，而陽明學作為一種新興的、對時代具有反思意識的社會學術思潮，嘉靖帝對它的敵意，可以看做是由社會思想層面的流變趨勢與國家政治權力對於其已經認可的思想價值理念的穩定性的維護之間的矛盾形成的。”所以皇權與心學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終世宗下令禁止心學的傳播。 “‘大禮議’之後遺留下來的‘縉紳之禍’是士大夫官僚群體的分裂，而嘉靖帝正是藉此實現了皇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超越性迴歸。”在嘉靖一朝，對於王學的禁令不斷，另一方面印證了王學流傳之廣泛，影響之深遠。甚至窮鄉僻壤無不到，更有無數後繼者對陽明推崇備至，繼續傳承著王學。

最後

王門學派的弟子，面對朝廷的冷漠，越發紛紛為王陽明鳴不平。 黃綰上疏為王陽明慷慨陳詞，王畿頌揚其師，王門弟子對王陽明推崇備至，而也有學者對王學深惡痛絕，認為王學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認為王學是世風日下的重要原因。 對於王陽明的評價始終莫衷一是，若把王學上升為明朝滅亡的原因，卻難免有失牽強。但是我們可以看出，明世宗一方面利用王學為理論依據來加強皇權，不管是王陽明還是王學，在議禮之中始終充當了世宗的工具，在議禮之後，卻被拋諸腦後，對之加以打壓，被世宗玩弄於股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