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 中國民族科學家）在中華文明的溯源研究與中國歷史的研究中，西周時期的東都成周為洛邑，是一個左右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方向的重要觀點。但其也是一個飽受爭議的觀點，贊同者也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可以實證成周等於洛邑。以一個存在重大歷史疑點的結論，所推進的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研究工作，最終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支援洛邑為成周的學者，一個主要依據就是《竹書紀年》中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認為周王朝將殷商王朝的遺民遷到洛邑統一管理，周王朝在洛邑營建成周城，駐紮成八師監視殷商遺民。但是，仔細研究西周初年的歷史，就會發現周王朝至少發生三次大規模遷移殷商遺民的歷史事件。

依據《竹書紀年》的記載，這三次西周王朝對殷商遺民的遷移都發生在周成王時期。周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於魯，作《象舞》。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因為“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記載沒有明確“唐民”是否為殷商遺民，暫不做深入研究，但可以明確周成王時期至少進行三次大規模的殷商遺民的遷移。

為了有效管理殷商王朝遺留下來的遺民，將不安定的殷商遺民遷移到一地集中管理，是周成王時期周公攝政的主要政治舉措。一是將跟隨武庚祿父叛亂的殷民，遷移到衛地；二是將參與叛亂的奄地殷民遷移到洛邑，“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三是將殷商的普通下層殷民遷移到魯地集中管理。因為，殷商王朝有著近五百年的王朝統治，可以說殷商遺民佔據著當時最重要的地理位置與最優越的地理自然資源環境，周王朝遷移殷民的目的，一是為了集中監控殷商殷民，二是為了讓周人與周統治者佔據殷商王朝最優越的地理資源環境，得到最優越的地理資源與環境資源。顯然，“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是兩者兼而有之的管理舉措。

“商奄”曾經是殷商王朝遷都殷地之前的國都，因為殷商王朝統治內部的王權爭奪，盤庚將殷商王朝國都從“商奄”遷移到殷墟遺址。可以說支援盤庚的商貴族跟隨盤庚遷移到殷墟，反對盤庚的殷商貴族留在了“商奄”。即使經過殷商王朝後期的279年曆史變遷，“商奄”故地仍是商貴族的集中地，才有“奄人”參與三監叛亂的可能與氏族基礎。周成王在平定“商奄”的叛亂後，將奄地的殷民遷移到洛邑進行集中監視管理，將“商奄”之地營建為西周王朝統治東方的東都成周，才是“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的正確歷史解讀與真實歷史。將商奄之地殷民遷出到洛邑，才能在商奄之地營建西周王朝的成周城，不僅是當時西周王朝的正確舉措，也是佔據商奄舊地有效控制“徐人、淮夷”的有效措施。

“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周成王的軍隊為了征伐淮夷，在夏曆四月也就是現在的農曆四月，相當於現在的公曆五月底六月初麥子成熟的季節“夏四月初嘗麥”，首先進入並佔據商奄之地。

在《竹書紀年》的這段記載中，包含幾個重要歷史資訊需要我們仔細深入研究：一、征伐淮夷首要進入商奄之地，作為征伐淮夷的軍事據點，說明商奄之地靠近淮夷地區，是商王朝統治淮夷地區的軍事重鎮。二、夏四月的商奄之地，麥子剛剛成熟，說明商奄之地位於淮水附近。淮水沿線的麥子集中在夏四月成熟，淮水北岸廣大地區也是中國的農業基地，是中國麥子的主產區。如此看來，西周王朝不僅是要“伐淮夷”，更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糧食。三、商奄之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不僅是商王朝的控制淮夷地區的軍事重鎮，也成為西周王朝控制淮夷地區的首先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只能進行“騰籠換鳥”，“遷其君於蒲姑”並將商奄殷民遷往洛邑安置監視。四、“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明確說明了周成王到達了商奄，將殷民遷往洛邑，“騰籠換鳥”後把商奄舊地營建成周城，取代商王朝時期的商奄地位管理整個淮夷地區。因此，商王朝時期的“商奄”，西周王朝時期的“成周”，在地理位置上是一個相同地方，目的都是為了有效地控制並管理整個淮夷地區。

綜上所述，透過《竹書紀年》對西周初年對周成王時期歷史事件的記載，周成王對殷商遺民的幾次政治遷移，都是為了加強管理叛亂後的殷商遺民，讓他們離開祖居之地，進行“騰籠換鳥”以西周王師佔據殷商時期的重要地區與地點。為了征伐淮夷而佔據商奄之地，為了佔據商奄之地而“遷殷民於洛邑”，為了鞏固商奄之地而原地“遂營成周”，透過營建的東都成周城加強對淮夷地區的直接有效管理。傳統觀念的洛邑等同於成周的歷史認識，不僅缺乏歷史研究的深度，不僅是一種原則錯誤，而且是對中國歷史文明發展的一種刻意曲解與歪曲，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徹底破產。（作者：趙輝 中國民族科學家）